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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乐广传》：“广与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于时。
故天下言风流者，王、乐为称首焉。”
又《王衍传》：“后进之士，莫不景慕放效，矜高浮诞，遂成风俗。”
典午既东，此风盛于江左，习尚相沿，直至隋业一统，始见革除。
赵翼《二十二史劄记·清谈之习》：“当时父兄师友之所讲求，专推究老、庄以为口舌之助，《五经》中惟崇《易》理，其他尽阁束也。
至梁武帝始崇尚经学，儒术由之稍振。
然谈义之习已成，所谓经学者，亦皆以为谈辩之资。
又梁时《五经》之外，仍不废老、庄，且又增怫义。
晋人虚伪之习，依然未改，且又甚焉。
风气所趋，积重难返，直至隋平陈之后，始扫除之。
盖关、陕朴厚，本无此风。
魏、周以来，初未渐染。
陈人之迁于长安者，又已衰隳不振，故不禁而自消灭也。”
此三百年间之风气，自古学者，率致轻蔑之意，且盛加非难，甚则以谓乃五胡之乱所由兴焉。
干宝《晋纪总论》：“风俗**僻，耻尚失所：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
其倚仗虚旷，依阿无心者，皆名重海内。
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盖共嗤点以为灰尘而相诟病矣。”
《晋书·儒林传序》：“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虚玄，摈阙里之正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
遂使宪章弛废，名教颓毁，五胡乘间而竞逐，二京继踵以沦胥。
运极道消，可为长叹息者矣。”
《日知录》：“讲明《六经》，郑玄、王肃为集汉之终；演说老、庄，王弼、何晏为开晋之始。
以至国亡于上，教沦于下，羌戎互僭，君臣屡易，非林下诸贤之咎而谁咎哉？”
虽间有持平之论，
王通《中说·周公篇》：“《诗》、《书》盛而周世灭，非仲尼之罪也。
玄虚长而晋室乱，非老、庄之罪也。
斋戒修而梁国亡，非释迦之罪也。”
此则典午之乱，不足以罪老、庄也。
叶正则《习学记言》：“何晏论治心慎习，放郑声，远佞人，欲因幸式乾殿，游豫后园，使大臣侍从，从容戏宴，兼省文书，询谋政事，讲论经义，为万世法。
此疏殆晏所谓格君事业者乎？（按：本疏载《魏志》齐王芳八年。
）然方晏等用事，而当时经生学士，谋臣武将，皆无以为然者。
彼固不足以知之矣，而晏等以急利竞进之心，当幼君骄相之势，行人所不能知之学，固所以不旋踵而覆其族欤。”
又：“王凌子广论何晏、丁（谧）、毕（轨）、桓（范）、邓（飏），‘所存虽高，事不下接；同日斩戮，名士减半，而百姓莫哀’，及司马懿‘情虽难量，事未有逆，广树胜己，擢用贤能’等语。
裴松之以为前史不载，皆习凿齿自造。
（按：此见《魏志·王凌传注》。
）前史载与不载，不必问，然此乃魏晋人议论两党根柢，非虚言也。
盖夏侯玄、何晏以器韵玄远，为一时表则，士之神隽朗迈者争宗之。
其老成重朴有局干者，皆所不悦。
此司马懿所以能乘机取魏柄，俗人甘心为之役而不怪。
然虽能取魏，而晏、玄之标度风流，已不可掩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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