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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炳麟《检论·哀焚书》：“满洲乾隆三十九年，既开四库馆，下诏求书，命有触忌讳者毁之。
四十一年，江西巡抚海成，献应毁禁书八千余通，传旨褒美。
督他省摧烧益急。
自尔献媚者蜂起。
初下诏时，切齿于明季野史。
其后四库馆议，虽宋人言辽、金、元，明人言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一切拟毁。
及明隆庆以后，诸将相献臣所著奏议文录，丝帙寸札，靡不然爇。
厥在晚明，当弘光、隆武，则袁继咸、黄道周、金声。
当永历及鲁王监国，则钱肃乐、张肯堂、国维、煌言。
自明之亡，一二大儒，孙氏则《夏峰集》，顾氏则《亭林集》《日知录》，黄氏则《行朝录》《南雷文定》，及诸文士侯（方域）、魏（禧）、邱（维屏）、彭（士望）所撰述，皆以诋触见烬。
其后纪昀等作《提要》，孙、顾诸家稍复入录，而颇去其贬文。
或曰：‘朱（筠）、邵（晋涵）数君子实左右之。
’然隆庆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仅有孑遗矣。”
于是诸儒结舌，乃不敢治近史，性理之学又不可振，然后学人之心思气力，乃一迸于穷经考礼之途，而乾、嘉以下所谓“汉学”
者以兴。
故清初诸儒，博综经世多方之学，一转而为乾、嘉之穷经考礼者，盖非无故而然也。
时惟亭林，倡“经学即理学”
之语，乃若与季野、恕谷之说合。
全祖望《顾先生炎武神道表》：“晚益笃志《六经》，谓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
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
不知舍经学，则其所谓理学者，禅学也。”
今按：亭林不喜言心性，遂为此语。
不知宋明理学自有立场，不待经学。
经乃古代官书，亦惟训诂名物考礼考史而止，亦岂得谓“经学即理学”
。
亭林此言，实为两无所据，远不如浙东“言性命者必究于史”
一语之精卓矣。
实斋为梨洲、亭林二人辨析学术异同，可谓特具只眼。
顾谓亭林原于朱子，则似矣而尚有辨也。
朱子言格物穷理，仍不忘吾心之全体大用，不脱理学家面貌。
亭林则只以知耻立行，而别标博学于文，将学、行分两橛说，博学遂与心性不涉。
自与朱子分途。
颜、李说“博学于文”
，常连及“约之以礼”
，则仍不脱习行上事，习行又自心性上来；故颜、李与浙东为近，而与昆山则远。
季野之语恕谷曰：“天下学人，惟君与我，太原阎生未足多也。”
若璩治经，亦未可轻，正以脱却心性为人，专意考据，故为季野所少耳。
方苞《与刘拙修书》，力尊宋五子，而曰：“学之废久矣，浙以东则黄君梨洲坏之，燕赵间则颜君习斋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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