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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要尊女子底人格，他就将女子当做神圣来崇拜。
你说人是政治的动物，不能不理政治，他就拿学生团体底名义干预一切行政司法事务。
你说要主张书信秘密自由，他就公然拿这种自由做**女学生底利器。
长久这样误会下去，大家想想，是青年进步还是退步呢？”
按：据陈氏此文，可见当日青年学生界对于新文化运动反应之一斑。
而新文化运动之自身，亦自改进社会文化思想道德方面，仍转而人于政治之途。
《胡适文存》二集《我的歧路》：“一九一七年（民六）七月，我回国时，船到横滨，便听见张勋复辟的消息。
到了上海，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知道张勋的复辟，乃是极自然的现象。
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我的朋友陈独秀、李守常等发起《每周评论》，那是一个谈政治的报，但我在《每周评论》做的文字，总不过是小说文艺一类，不曾谈过政治。
直到一九一九年六月中，独秀被捕，我接办《每周评论》，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
那时正当安福部极盛的时代，上海的分赃和会，还不曾退伙。
然而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所以发愤要想谈政治。”
今按：此乃民国八年间的话。
其下又云：“我等候了两年零八个月，中国的舆论，仍然使我大失望。
一班新分子，天天高谈基尔特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社会主义，高谈阶级战争与赢余价值，内政腐败到了极处，他们好像都不曾看见。
他们索性把社论、时评都取消了，拿那马克思、克洛泡特金、爱罗先珂的附张来做挡箭牌，掩眼法。
我等候了两年零八个月，实在忍不住了。
我现在出来谈政治，虽是国内的腐败政治激出来的，其实大部分是这几年的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的新舆论界把我激出来的。”
今按：此乃民国十一年间的话。
当日舆论界的趋势，可见一斑。
实则彼辈之所谓高谈主义者，实已为政治上的主义，惟舍实际政治于不问耳。
前黄远庸谓根本救济当从提倡新文学入手，而章士钊不以谓然，谓必其国政治差良，其度不在水平线下，而后有社会之事可言，文艺其一端也。
新文化运动之终亦折入于政治一途，章氏殆亦能先言之也。
于是青年之激进者，相率加人政治革命上实际之活动，而率流于过激。
其退婴者，则遁入于文艺之途，而率流于浪漫颓废。
柳翼谋《中国文化史》：“欧战以后，世界思潮，回皇无主，吾国学者，亦因之而靡所折衷，不但不慊于中国旧有之思想制度，亦复不满近世欧、美各国之思想制度。
故极端之改革派，往往与俄国之过激主义相近。
次则诵述吾国庄老绝生之说，期反于原人社会而抉破近世之桎梏。
是亦时势使然也。”
今按：最近数年中，共产主义青年之激增与夫带有性欲刺激的作品之广布，可为青年歧途两极端之好例。
以一人而兼此两种极端之性格与生活者，亦多有之。
要之为新文化运动中之落伍而失其正趋者也。
而所谓新文化运动者，遂不得不为功成之身退矣。
又当新文化运动进行方锐之际，对于本国旧有文化思想道德，每不免为颇当之抨击，笃旧者已不能无反感。
欧战以后，彼中之自讼其短者，时亦称道东方以寄慨。
由是而东、西文化之争论遂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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