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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读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之《时论演录》，可见一斑。
其最先发为有力的议论者，为梁启超之《欧游心影录》，
梁任公《欧游心影录》，于九年三月初，由《时事新报》发表。
其第一篇《科学万能之梦》《思想矛盾与悲观》《新文明再造之前途》《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各节，皆言西洋物质文明之流弊，及东方文化未可全弃之意。
彼谓：“我在巴黎，曾会着大哲学家蒲咤罗（柏格森之师），他告诉我说：‘一个国民，最要紧的是把本国文化发挥光大，因为他总有他的特质，把他的特质和他人的特质化合，自然会产出第三种更好的特质来。
中国着实可爱可敬，我们祖宗裹块鹿皮拿把石刀在野林里打猎的时候，你们已不知出了几多哲人了。
我近来读些译本的中国哲学书，觉得他精深博大。
望中国人不要失掉这分家当。
’”
又云：“国中那些老辈，故步自封，说什么西学都是中国所固有，诚然可笑。
那沉醉西风的，把中国什么东西都谈得一钱不值，好像我们几千年来，就像土蛮部落，一无所有，岂不更可笑吗？”
次之有梁漱溟之《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梁漱溟在北大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民国九年秋季，翌年八月，又在山东省教育会讲述。
彼谓：“西化输入多少年，都没人主张孔化的应废。
到陈君独秀才大声的说道，倘吾人以中国之法，孔子之道，足以组织吾之国家，支配吾之社会，使适于今日世界之生存，则凡十余年来之变法维新、流血革命、设国会、改法律，及一切新政治、新教育，无一非多事，悉应废罢。
万一欲建设新国家，新社会，则于此新国家新社会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勇猛之决心。
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梁氏自谓我自民国六年十月初到大学那一天，就抱的誓为孔子、释迦打抱不平而来。
（见《〈唯识述义〉初版序言》。
）又谓：“西洋人无从寻得孔子，是不必论的。
乃至今天的中国，西学有人提倡，佛学有人提倡，只有谈到孔子，羞涩不能出口。
若非我出头提倡，可有那个出头！”
据此可见梁氏立说之由来。
顾梁氏书中受陈氏议论的影响太深，故以谓那些人随便主张东西文化的调和融通，那种糊涂疲缓不真切的态度，全然不对。
他以谓此问题的真际，在东方文化还是要连根拔去，还是可以翻身成为一种世界文化？如果不能成为世界文化，则根本不能存在。
若仍可以存在，当然不能仅只使用于中国，而须成为世界文化。
他又说：“我们现在应持的态度：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
第二，对于西方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
第三，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
他既不敢说东西文化的调和，因为恐遭陈独秀派大声的笑骂。
又不肯忍气吞声，立定主意要为孔子、释迦打抱不平。
到底把自己研究的印度化尽情排斥，以表示他态度的公平。
对于西方文明，只得说一句“全盘承受”
，而又要“根本改过”
。
不知根本改过，即非全盘承受。
全盘承受，即不能根本改过。
两语何得并为一谈？又说批评的把中国态度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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