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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的批评，仍是敷衍陈独秀一派的议论。
把中国文化批评的提出，把西方化承受而改过，到底还只是一个调和融通。
那种糊涂疲缓不真切，既不足以推翻陈独秀派的主张，也不能使陈独秀派心服。
尚不如梁任公灰色的调和论，可以自圆其说。
此为梁书之根本缺点，亦可见当时思想界空气之一斑也。
梁任公于民国十一年（壬戌）八月二十日，在南通为科学社年会讲演《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有云：“科学精神之有无，只能用来横断新旧文化，不能用来纵断东西文化。
若说欧美人是天生成科学的国民，中国人是天生成非科学的国民，我们可绝对的不能承认。
拿我们战国时代和欧洲希腊时代比较，彼此都不能说是有现代这种崭新的科学精神。
彼此却也没有反科学的精神。
秦汉以后，反科学精神弥漫中国者二千年；罗马帝国以后，反科学精神弥漫于欧洲者也一千多年。
两方比较，我们隋唐佛学时代，还有点准科学的精神，不时发现。
只有比他们强没有比他们弱。
我所举五种病证（笼统、武断、虚伪、因袭、散失），当他们教会垄断学问时代，件件都有。
直到文艺复兴以后，渐渐把思想界的健康恢复转来。
所谓科学者，才种下根苗。
讲到枝叶扶疏，华实澜漫，不过最近一百年内的事。
一百年的先进后进，在历史上值得计较么？只要我们不讳疾忌医，祝祷中国文化添入这有力的新成分再放异彩。”
今按：梁氏此说，与梁漱溟氏所主中国化与西方化根本不同之说有异。
梁漱溟曾谓：“假使西方化不同我们接触，中国是完全闭关，与外不通风的，就是再走三百年五百年一千年，也断不会有这些轮船、火车、飞行艇、科学方法和德谟克拉西精神产生出来。
这句话就是说：中国人的不是同西方人走一条路线。”
（见《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此种论调，完全受陈独秀派独断论之遗毒，殊无历史上细密的证据。
其后胡适之为文驳之云（见《胡适文存》二集《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文化是民族生活的样法。
民族生活的样法，是根本大同小异的。
因为生活只是生物对环境的适应，而人类的生理的构造，根本上大致相同。
故在大同小异的问题之下，解决的方法，也不出那大同小异的几种。
这个道理，叫做有限的可能说。
物质生活如此，社会生活也是如此，精神生活也是如此。
凡是有久长历史的民族，往往因时代的变迁，环境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解决样式。
往往有一种民族，而一一试过种种可能的变法的。
政治史上，欧洲自希腊以至今日，印度自吠陀时代以至今日，中国自上古以至今日，都曾试过种种政治制度。
又如思想史上，这三大系的民族，都曾有他们的光明时代，与黑暗时代。
在历史上，我们看出现在科学化的欧洲民族，也曾经过一千年的黑暗时代，也曾十分迷信宗教，也曾有过寺院制度，也曾做过种种苦修的生活，也曾竭力压抑科学，也曾有过严厉的清净教风，也曾为卫道的热心烧死多少独立思想的人。
究竟民族的根本区分在什么地方？至于欧洲文化今日的特色，科学与德谟克拉西，事事都可用历史的事实来说明。
我们只可以说欧洲民族在这三百年中，受了环境的逼迫，赶上几步，在征服环境方面的成绩，比较其余各民族确是大的多多。
这也不是奇事。
当初鞭策欧洲人的环境和问题，现在又来鞭策我们了。
将来中国的科学化与民治化，是无可疑的。”
今按：胡氏此文，足以矫正梁漱溟氏东西文化根本相异之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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