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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文成于民国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在梁启超氏南通演讲后半年，两大意思颇有一部分之相似。
一时所谓东西文化之争，实可以胡、梁两氏之说为解也。
《学衡》杂志为南京东南大学教授吴宓、刘伯明、梅光迪诸人所主持，创刊于民国十一年，隐然与北大胡、陈诸氏所提倡之新文化运动为对抗。
然议论芜杂，旗鼓殊不相称。
诸人曾有意介绍美人白璧德氏之人文主义，亦以零篇短章，未为读者所注意也。
《学衡》第三期《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谓：“自十六世纪以来之西方运动，其性质为极端之扩张。
首先扩张人类之智识，与管理自然界之能力，以增加安适与利用。
此近代运动，一方则注重功利，以培根为其先觉，其信徒之主旨，在注重组织与效率，而崇信机械之功用。
一方则注重情感之扩张，对人则尚博爱，对己则尚个性之表现。
此感情扩张运动之先觉，则十八世纪之卢梭是也。
此两运动，即管理自然界与友爱精神，合而论之，可称为人道主义。
在其人道主义哲学之中心，复有一进步之概念。
至今日则对于前二百年来所谓进步思想之形质，渐有怀疑之倾向。
欧西之旧文明，半为宗教的，半为人文的。
其首领为亚理士多德与耶稣基督，亦犹东方之有孔子与释迦牟尼也。
中国文化较优于他国者，中国立国之根基，乃在道德也。
而此道德观念，又适合于人文主义。
非如今日欧洲之为自然主义的，亦非如古时印度之为宗教的。
中国人所重视者，为人生斯世，人与人之道德关系也。
孔子以为凡人类所同具者，非如近日感情派人道主义者所主张之感情扩张，而为人能所以自制之礼。
此则与西方自亚理士多德以下人文主义之哲人，其所见相契合者也。
若人诚欲为人，则不能顺其天性自由胡乱扩张，必于此天性加以制裁，使为有节制之平均发展，成孔子之所谓君子，与亚里士多德所谓甚沉毅之人也。
君子之造福于世界也，不在如今人所云之为社会服务，而在其以身作则，为全世之模范。
柏拉图之释公理也，谓之各治其事；孔子称舜之无为而治，亦即自治己事，为他人之模范而已。
文化非赖群众所可维持，又不能倚卢梭之所谓公意及所谓全体之平均点，而必托命于少数超群之领袖。
此等人笃于天命，而能克己，悬修养之功，成为伟大之人格。”
又谓：“今日人文主义，与功利及感情主义，正将决最后之胜负。”
第十九期有《白璧德之人文主义》一篇，谓“近世无穷进步之说，以为个人愈得自由扩张，物质愈能为人驱使，则人类全体皆将享受最大之快乐。
白璧德之所攻辟者，即此种毫无管束，专务物质及感情之扩张之趋势也。
白璧德以为近世此种思想，实以英人培根及瑞士人卢梭分别代表之。
培根者，凡百科学的人道派之始祖；卢梭者，凡百感情的人道派之始祖也。
本于科学，则有实证主义与功利主义；本于想像，则有浪漫的感情主义。
然皆未能以内心之规矩供给吾人，此近世最可悲痛之事。
培根生平纳贿贪财，以此得罪。
卢梭所生子女五人，均送至育婴堂孤儿院，不自抚养。
何者？培根专务物质，卢梭图免牵累，非无故而然也。
爱玛生曰：‘世间二律显相背驰。
一为人事，一为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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