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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委约的作品，但是乐团的焦点，不在于当代的新作品。
应该说，这个音乐节毫不掩饰的最终目的，是让音乐灵感与创意得以自由流动。
就算我们耳熟能详的德彪西、拉威尔与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出现在音乐会之中，也是为了说明历史上作曲家如何接受其他文化。
这些灵感来源十分广泛，可以是印尼的加美兰（gamelan），或是俄国犹太裔传统音乐。
不久以前，“国际主义”
（iionalism）象征高水平、高品位，代表了一个人的根源（无论是国家的或者其他背景的）已被更高雅的质素同化了。
今天的国际主义者却无法撇开每一个人的背景。
而马友友的“丝绸之路”
乐团尽管不是这个趋势的先驱，但是，乐团却明显地宣扬着这个论点。
作曲家贾达群的《漠墨图》，正是上周六一票难求的音乐会中的首演的作品。
现居上海的贾达群，是众多中国作曲家之中，致力于传统乐器上的深化运用，甚至创造现代演奏技巧的一位。
从另外一个方向来看，德米特里·亚诺夫-亚诺夫斯基（DmitryYanov-Yanovsky）具有朦胧气氛的《夜曲：叶之声》的题目与音乐根源，来自埃利奥特·卡特（ElliottCarter）与巴托克。
可是，虽然亚诺夫-亚诺夫斯基只用了西方配器，他营造出来的效果却蛮有亚洲乐器的特色，而且掌握得很有分寸。
由于这些共产主义与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背景，我们很难想象，这些作曲家在什么场合可以聚首。
或者说，丝绸之路的30多位音乐家，要是没有马友友的话，也很难找到机会，可以同在一处奏乐。
姑且不谈外交与政治，“丝绸之路”
项目的表现方式—把传统音乐与受它影响的新作品摆上同一个演出节目单里—能达成应有的效果吗？
任何人听过卡尔霍的《青蓝色晚空》—无论是两年前纽约爱乐乐团的首演，或是“丝绸之路”
上周六的演出版本—都不会有任何疑问，这首作品细腻地把波斯乐器与西方乐器编在一起，作曲家的风格要求很是严谨，也看重微妙的细节。
《青蓝色晚空》最令人折服的是字里行间的诗意，而不是作曲家谱写出来的音符。
在一个大音乐厅里面演奏室内乐，往往都显得美中不足。
但是乐团演奏的风格很是明显；团员一起演出的魅力，令这一场卡内基音乐会比想象中温馨得多。
可是，音乐会的曲目编排得杂乱无章，令人懊恼。
看起来，上周六的节目，好像史诗中的一个章节；要等到最后的结局，我们才明白故事的前因后果。
周六音乐会的第一个曲目，由蒙古长调歌手干巴塔·鸿格尔卓拉担纲演出。
她的歌声好像与星期五晚上、沙拉夫（ByambasurenSharav）的《赫尔伦的传说》来自同一个音色世界，也出自同一种曲式结构。
被阿塞拜疆歌手阿利姆·卡斯莫夫（AlimQasimov）下半场的演出所吸引的观众，要等到星期五的音乐会，才可以听得到他演唱弗赫茨·阿利-扎德（FranghizAli-Zadeh）的《旋转舞》（Dervish）。
没有留下来欣赏“安可”
演出的观众（看罢了节目单列出最后一首作品而匆匆离开的人），错过了音乐会最关键的部分：接近25分钟的即兴演奏，以及乐团齐奏意大利文艺复兴舞曲Chipassaper’stastrada。
整个乐团包括了笙、琵琶、波斯直笛与来自3个不同传统的弦乐器。
音乐家们成功地融入彼此的传统之中，但他们还保留着自己的文化特征，没有因此而侵犯他人。
这样的演出充分而清晰地证明了整个音乐会，以及“丝绸之路”
乐团的意义所在。
浮在《银河》上的多条丝线
在约翰·杰伊学院剧院（JohnJayCollegeTheatre）演出的《银河》（TheSilverRiver），宣传资料里描述它为“中国室内歌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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