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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儒家的“中庸”
之道，在这个时候已经行不通了。
曾国藩的老庄思想，始终都有表露。
他常表示，于名利之处，须存退让之心。
在太平天国败局已定，即将大功告成之时，这种思想愈益强烈，一种兔死狗烹的危机感时常萦绕在心头。
他写信给弟弟说，自古以来，权高名重之人没有几个能善终，要将权位推让几成，才能保持晚节，天京攻陷之后，曾国藩便立即遣散湘军，并作功成身退的打算，以免除清政府的猜忌。
世谓曾国藩以禹墨为体，老庄为用，实则曾国藩在1858年以前以禹墨为体，申韩为用（申不害、韩非）。
1858年以后，始改而趋巽顺。
如果将曾国藩的一生处世也按三个阶段来划分，亦各有其特点，第一阶段，为锐意进取奋发向上的时期；第二阶段，为擘画经营，功德圆满之时；第三阶段，为自概自抑，持盈保泰，不在胜人处求强的平和时期。
民国的何贻馄说：
“就曾公之三个时期而言，则早年生活，如朝暾初出，气象蓬勃。
无论情感意志，学问德行，均有蒸蒸日上之概。
及至中年，则如白日丽天，盛极一时，无论道德学问，事业文章，均有渐臻成熟，无以复加。
泊乎晚年，宛若斜阳晚照，好景无多，虽德量愈醇，令人仰慕，志气事功，亦少退矣。”
可见曾国藩的处世，不仅是一生三变，甚至可说是一生多变，他是在随时调整自己的人生策略。
曾国藩从刚方有余到懂得藏锋和圆通处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间经过了炼狱般的砥砺。
1857年2月奔丧至家，到1858年6月再度出山由湘乡动身赴浙江，是曾国藩居家的一段时间。
这一年半，是曾国藩一生思想的重大调整和转折的时刻。
在这段时光中，他反复痛苦地回忆、检查自己的前半生。
自入仕途，以孔孟为宗旨积极入世，对自身的修养严厉酷冷、一丝不苟，对社会抱有“以天下为己任”
的坚定胸怀。
持身严谨，奋发向上，关心国事，留心民情，因而赢得了君王的信任和同僚的尊崇，十年京官春风得意。
正是抱有这种信念，以一文官而白手建军、治军，五年来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出生入死。
但是，为什么皇上反而不信任自己？为什么上至枢垣，下至府县，都那么忌恨自己？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又日夜苦读，重阅《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希望能从这些书里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然而，这些书他已读得烂熟了，重新翻读，只能找到自己过去的思维印迹，并未发现新东西。
在百思不得其解时，曾国藩试图绕开儒家经典，到道家那里寻求“真经”
。
为此，他认真阅读了以前看过但并不相信的《道德经》、《南华经》等老庄的著述。
这些书名为出世之学，但曾国藩重读，却为他的立身处世指点了迷津。
同样是为人处世，孔孟主张直率、诚实，而申韩等法家却主张以强碰强、硬对硬，老庄则主张以柔克刚、以弱胜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
，用道家的言论对比自己过去的行事，他发觉自己处处直截了当，用的是儒家的至诚和法家的强权，表面上痛快干脆，似乎是强者，结果处处碰壁，实质上是失败，是弱者，到头来弄得上上下下到处是敌人，前前后后处处是障碍。
过去也知道“大方无隅”
、“大象无形”
、“大巧若拙”
，但一直没有真懂，所以自己的行事恰好是有隅之方，有形之象，似巧实拙。
而真正的大方、大象、大巧是无形无象、鬼斧神凿的。
“大柔非柔，至刚无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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