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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妙了！
读到这里，想到这里，曾国藩如同从黑夜里一下子走到了光明世界，豁然开朗。
自此之后，曾国藩行动做事，由前时的方正变为后来的圆通。
他自己承认，“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人家不是。
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年，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
。
曾国藩在这里把家居的两年自称为“大悔大悟”
之年，他自认为前后行事“迥不相同”
了。
曾国藩大彻大悟后的巨大改变，使他的朋友都有所感觉，胡林翼就说他“无复刚方之气”
。
出山之前，他对清廷上下的官场习气很是反感，“与官场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
。
而再次出山之后，他“改弦易辙，稍觉相安”
。
其中原因人多不知，只在他的至亲密友中私下告知他自己学问思想方面的变迁，行为处世方面的变化。
曾国藩个人对自己的“大彻大悟”
既是痛苦的，又是满意的。
苦在被迫放弃了自己前半生的信仰与行为；满意在毕竟发现了为人处世的“真正”
秘诀——“大柔非柔，至刚无刚”
。
1858年6月7日，一度抑郁不得志的曾国藩再次出山，品味了“大柔非柔，以屈求伸”
这一处世哲学的妙处。
出山后，曾国藩首先去见了骆秉章和左宗棠，以取得湘湖实力派人物的理解与支持。
的确是这样，曾国藩来长沙几天，主要是遍拜各衙门，连小小的长沙、善化县衙他也亲自造访。
堂堂湘军大帅，却有如此不计前嫌、谦恭有礼的举动，这使长沙上下的官场人人都感到再次出山的曾国藩的确像换了个人，既然曾大帅如此谦恭，他们便纷纷表示愿全力支持湘军，消灭“长毛”
。
经过一番拜访、联络，曾国藩赢得了湖南省大小官员的好评，他们表示要兵给兵、要勇给勇、要饷供饷。
经与骆秉章、左宗棠商量，决定湘军张运兰部4000余人、萧启江部4000余人、吴国佐部1500人由曾国藩亲率入浙，首先抓紧备饷、备械。
曾国藩在长沙逗留了十几天，随后乘船又到武昌。
在武昌亦如长沙，衙衙拜访、官官恭问，胡林翼自不必说，武昌城里的官员也无不表示对曾国藩的支持，同湖南一样，为湘军供饷供械。
随后，曾国藩沿江东下，到黄州府下游50里处的巴河，这里驻扎着彭玉麟的数营水师，湘军大将彭玉麟、杨载福、李续宾、鲍超、李元度、杨国栋、彭寿颐、曾国华等人都集中在这里等着与曾国藩商量军机。
在彭玉麟的座船上，曾国藩与这些阔别一年多的部下见了面，他们商量了下一步的行动。
曾国藩提出：湘军的最终目标是攻下江宁，所以军事重心不能离开长江两岸的数省，力量要由西向东使。
石达开南窜，我们不能让他牵着走。
目前浙江紧张，只能派部分兵力，配合地方绿营监视，不能轻易言战。
所以，下一步的作战方案是：曾国荃的吉字营继续围攻吉安；李续宾、彭玉麟、曾国华、鲍超等营进入安徽战场，落足点是安庆；其余部队由曾国藩本人率领，奉旨驰援。
计议已定，诸军按计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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