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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亲率萧启江、张运兰、吴国佐各部援浙；李续宾拨出所部朱品隆、唐义训的1000余人任曾国藩的亲兵护卫营。
曾国藩命部队到江西河口集结，自己则去了南昌，拜会江西巡抚耆龄。
耆龄深知曾国藩再次出山的来头，也不像陈启迈、文俊那样为难曾国藩，也主动答应为湘军供应粮草、军饷，这就使湘军基本通过了军饷难关。
咸丰八年八月，曾国藩命部队由河口出发到江西广信府铅山集结。
此时石达开已由浙江南走福建，曾国藩率部在赣闽两省之间的弋阳、双港、金溪等地驻守，九月间，在江西建昌暂驻，准备由云际关入福建，此时，刘长佑军已驻新城，准备出关入福建，曾国藩即命张运兰、萧启江由广昌、杉关入闽，而他的大营一直驻在建昌，再未移动。
总之，曾国藩再次出山，由于经历了一番自我改造，懂得了圆通处世，终于完全改变了先前的困守地位，走向了他的成功人生！
厚积薄发方可一鸣惊人
过早将自己的底牌亮出去，或在不足以制胜的情况下出兵，往往会在以后的交战中失败。
羽翼未丰满时，更不可四处张扬。
《易经·乾卦》中的“潜龙在渊”
，就是指君子待时而动，要善于保存自己，不可轻举妄动。
曾国藩早在京城为官时，深研《易经》，对“潜龙在渊”
尤为注意。
他初建湘军时，水陆两军加在一起只有一万余人，这时若和太平天国的百万之师相对抗，无异以卵击石。
因此曾国藩为保护他的起家资本，四次抗清廷圣旨，而且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老师吴文镕被太平军击败，见死不救，可以说把事做得够绝情了。
1853年，曾国藩把练勇万人的计划告诉了爱将江忠源。
江忠源不知深浅，立刻向清廷和盘奏出，结果船炮未齐就招来咸丰皇帝的一连串征调谕旨。
第一次是1853年，太平天国西征军进至蕲、黄一带，武汉危急，清廷接连下令曾国藩率炮船增援湖北。
第二次是同年12月，太平军大将胡以晃进攻庐州，清廷令曾国藩督带船炮兵勇速赴安徽救援。
第三次是1854年2月，太平军袭破清军黄州大营，清廷再次催促曾国藩赴援武汉。
曾国藩深知太平军兵多将广，训练有素，绝非一般农民起义队伍可比，没有一支劲旅是不能贸然去碰的。
况且与太平军争雄首先是在水上而不在陆上，没有一支得力的炮船和善战的水勇，是无法与拥有千船百舸的太平军相抗衡的，甚至连兵力调动和粮饷供应都会发生困难。
因而，曾国藩打定主意：
船要精工良木，坚固耐用！
炮要不惜重金，全购洋炮。
船炮不齐，绝不出征。
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
；“此次募勇成军以出”
，“庶与此贼一决死战，断不敢招集乌合，仓卒成行，又蹈六月援江之故辙。
虽蒙糜饷之讥，获逗留之咎，亦不敢辞”
。
一时形成“千呼万唤不出来”
的局面。
其实，清廷催曾国藩赴援外省，不过以湖南乡勇可用，令其前去配合绿营作战，以解决兵力不足的困难，这也是过去常有的事，绝非要他充当主力，独力担负与太平军作战的重任。
所以当曾国藩在奏折中声言“事势所在，关系至重，有不能草草一出者”
时，咸丰皇帝即以讥讽的口吻在奏折上批道：“今览你的奏章，简直以为数省军务一身承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日矜诩自夸，以为天下人才没有超过自己的，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
可见，咸丰皇帝对曾国藩是很不理解的，在他看来那不过是无知书生的好高骛远和自我吹嘘，并非深思熟虑的举动。
因而，咸丰皇帝再次促其赶紧赴援，并以严厉的口吻对曾国藩说：“你能自担重任，当然不能与畏葸者比，言既出诸你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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