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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接到谕旨后，仍然拒绝出征。
他在奏折中陈述船炮未备、兵勇不齐的情况之后，激昂慷慨地表示：“臣自知才智浅薄，惟有愚诚不敢避死而已，至于成败利钝，一无可恃。
皇上如果责臣以成效，则臣惶悚无地，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葸不前之罪。”
并进一步倾诉说：“臣不娴习武事，既不能在籍服丧守孝贻讥于士林，又复以大言偾事贻笑于天下，臣亦何颜自立于天地之间乎！
每到夜间焦思愁闷，只有痛哭而已。
为臣请皇上垂鉴，怜臣之进退两难，诫臣以敬慎，不遽责臣以成效。
臣自当殚尽血诚，断不敢妄自矜诩，亦不敢稍涉退缩。”
咸丰皇帝看了奏折，深为曾国藩的一片“血诚”
所感动，从此不再催其赴援外省，并以“朱批”
安慰他说：“成败利钝固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质天日，非独朕知。”
曾国藩“闻命感激，至于泣下”
，更以十倍的努力，加紧了出征的准备。
多少年后，他还对此念念不忘，并专门请人从京中抄回原奏（因底稿在九江与座船一起丢失），与咸丰皇帝的“朱谕”
一起保存，“同志恩遇”
。
曾国藩为坚持船炮不齐不出省作战的原则，不仅拒绝了清朝最高统治者咸丰皇帝的命令，也放弃了师友的私人情谊。
当湖北第一次危急时，他于咸丰谕旨之先，已接到湖广总督吴文镕求其急速援救的函札。
吴文镕是曾国藩的老师，长期以来二人交谊甚厚，无论公理私情他都是应该迅速赴援的。
但是，曾国藩接到吴的信函后仍不想赴援，只是由于王鑫誓报江西谢邦翰等人被歼之仇，积极要求赴援湖北，才不得不勉强同意。
后来一接到“武昌解严，暂缓赴鄂”
的谕旨，便乘机取消了王鑫赴鄂之行。
不久太平军西征部队回师西上，吴文镕接连发信向曾国藩求援。
曾皆复函拒绝，并反复说明不能草草轻发的道理。
吴文镕终于被曾说服，虽自度必死，仍令曾国藩万勿草草而出。
还特致书说：“我今为人所逼，以一死报国，无复他望。
君所练水师各军，必等稍有把握，然后可以出而应敌，不要因为我的缘故，轻率东下，东南大局，完全依仗你一人，务以持重为意，倘若你有不测之险，恐怕连后来的继承人都找不到了。
我虽然是老师，牵涉国家的分量还是不如你重要。
希望三思。”
当太平军进攻庐州时，江忠源危在旦夕，曾国藩亦拒绝出征，仅派刘长佑和江忠源率一千新勇由陆路赴援，结果江、吴二人先后兵败自杀，这对曾国藩是个沉重的打击。
江忠源在曾国藩的诸门生中，办团练最早，最有实战经验，同时也任职最高，最得清政府的信任。
曾国藩曾打算练勇万人概交江忠源指挥，完成镇压太平天国的重任，而自己只在后方办理练兵筹饷等事。
不料未待出征而江忠源毙命，这无异于砍去了曾国藩的左膀右臂，使他明知自己不善带兵而又不得不亲自出征。
吴文镕的死对曾国藩打击更甚。
吴文镕身任湖广总督，既是曾国藩的老师，又是他强有力的后台。
若吴文镕仍在，可在各处帮曾国藩说话，或许曾国藩不致陷入后来的政治困境。
可见，曾国藩坚持不轻易出省作战的方针，虽然使他赢得了充分的准备时间，为其后的军事胜利打下了基础，但同时他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曾国藩深通天道盈缩、洪荒变换的道理，常常告诫诸将说：“宁可好几个月不开一仗，决不可以开仗而毫无安排、准备和算计。
凡是用兵的道理，本来力量强而故意以懦弱示敌的多半会打胜仗，本来力量弱小而故意显示给敌人以强大的多半会打败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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