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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他兵败自尽的当天，左宗棠却从长沙赶往铜官渚，安慰、鼓励他整军再战，雪中送炭，盛情可感。
但他又认为自己与左宗棠的思想基础不同，左宗棠言大志高，个性刚强，难以驾驭，虽说其谋略甚深，但毕竟缺乏实战经验。
再者，他与王闽运发生矛盾时，左宗棠是亲王而非他。
所以，清政府虽然于四月二十日命左宗棠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曾国藩却迟迟没有上奏表态。
六月三日，胡林翼致书曾国藩说：“左季高，谋人忠，用情挚而专一，其性情偏激处，如朝有诤臣，室有烈妇，平时当小拂意，临危难，乃知其可靠，且依仗季公，其功或成。”
曾国藩不得不慎重考虑胡林翼的推荐。
就曾国藩与胡林翼的关系，与左宗棠的交情，以及他统率的湘军的处境而论，权衡利害得失，他不能接受胡林翼的请托。
但如果他把左宗棠拒之千里之外，不仅开罪胡林翼，还将受到湖南官绅舆论的指责。
经过反复“格物穷理”
后，咸丰十年六月十六日，曾国藩上奏请留左宗棠襄办军务，这时左宗棠已经在湖南筹建新军了。
三是有三种人不可举荐升官。
跟随曾国藩从军打仗的人很多，尤其是出谋划策的幕僚和下属，都希望得到曾国藩这位“盟主”
的举荐而飞黄腾达。
曾国藩对下属和幕僚确也不吝举荐，但他举荐人是有条件的，有三种人曾国藩不愿推荐，一是才高德薄名声不佳之人，二是才德平平升迁太快的人，三是个人不愿出仕者。
第一种人如周腾虎、金安清等，往往一经保举，即遭弹劾，心欲爱之，实却害之。
例如，周腾虎刚受到奏保，即连遭弹劾，遂致抑郁而死，这使曾国藩大为伤感。
曾国藩从此接受教训，其后屡遭弹劾、名声极坏的金安清在幕中为他出力效命之时，他力排众议，坚持只用其策，不用其人。
第二种人如恽世临、郭嵩焘等，皆经曾国藩直接间接地奏保，于二年之内连升三级，由道员超攉巡抚，复因名声不佳、升迁太快而被弹劾降调。
曾国藩亦从此接受教训，待1865年10月清政府欲令李宗羲漕运总督、丁日昌署理江苏巡抚而征询曾国藩的意见时，曾国藩即直抒己见，并提出自己的理由，认为他们“资格太浅，物望未浮，洋人变诈多端，非勋名素著大臣，不足以戢其诡谋而慑苦难骄气，该员实难胜此重任”
，总之是不同意这种安排，以杜绝升迁太骤之弊。
结果，清政府接受了曾国藩的意见，随即撤消此议。
至于第三种人，本人不愿出仕或不愿受人恩德，受保之后本人不以为恩，反生仇隙，这样的事例说来颇令曾国藩伤心。
虽未知其姓名，却可断定确有其事。
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谈到奏保之难时说：“近世保人亦有多少为难之处。
有保之而旁人不以为然反累斯人者，有保之而本人不以为德反成仇隙者。
余阅世已深，即荐贤亦多顾忌，非昔厚而今薄也。”
这可以说是曾国藩的阅历之得，经验之谈。
对于人才，分类观察
俗话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一个人的能力就算再全面，也会有其所不能者，无论一个人无论多么平庸，也总会有其擅长之处。
曾国藩认为只有那些善于用人之长以补己之短的人才能成就大事业，即使是鸡鸣狗盗之徒也有可用之处。
曾国藩认为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只有借助人力为己所用才能成功。
对于人才，无论其性情如何，只要其才能有利于事情的顺利完成，就要为己所用，不论其出身，不论其所从事职业，甚至其品德也可以不考虑。
因为人才是多方面的，瞎子的听力好，哑巴的手势打得逼真，这是常理。
曾国藩对人才任用的成功得益于他对人才的分类观察：
一是节清持家。
节清之人德行厚重，仪容端庄，未被使用就已引人注目，这类人的道顺畅而有救化，因此在其未显达之时，众人乐意举荐他们。
显达之后，上下之人都尊敬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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