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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他在这份奏折里提到了关系民生的两个问题：“盗贼太众，良民难安”
与“冤狱太多，民气难伸”
。
并且认为，“此三者皆目前之急务。
其盗贼太众，冤狱太多二条，求皇上申谕外省，严饬督抚，务思所以更张之；其银价太昂一条，必须变通平价之法”
。
后来曾国藩又参与发行钞票和大钱的讨论，他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反对发行钞票和大钱。
同治二年，在给友人的信中，他又指出：“钱价不平，由于钱少，此是探源之论。”
希望能够多铸铜钱以满足民众需要。
对于关系民生的盐务问题，曾国藩也很动了一番脑筋。
同治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在所上的《截停淮北饷盐并设法整理以复旧制折》中，曾国藩指出：本来淮北的盐务，自从前任的督臣陶澍改行了票盐后，方法得当，商民称便，盐路畅通，如果能够按这个章程循序实行，经历一百年也不会出现弊端。
但是后来战事蔓延，促使盐道塞阻，销售畅滞不定，盐既不能按时足额运售，盐税也无法正常收报。
这些积弊一出，一些商贩便开始在其中捣鬼，一些军人也依凭强力到盐坝中任意提取，以至于旧制虽好，却无法再正常施用了。
曾国藩希望能够通过四项因势利导的办法整顿盐务：第一，规定明确盐务税收的项目和数额，清除一些不必要的、名目繁多的厘税项目，以保证盐道的便利畅通；第二，体恤盐商，削减一些地区和河运盐税，降低商人的运输成本，使其有利可图；第三，将从盐务中抽取的支付军费的钱款重新规划分配，理清盐税的用途和去向；第四，为了防止一些盐商利用对盐包大小的随意改换来钻空子，下令使用一定规格的盐包，阻绝漏洞。
对于四川盐巴走私兴盛的原因，曾国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四川距两湖地区较淮扬为近，而且淮盐逆江而上，路途遥远，中间若遭遇风暴，生死不测因素就更多，本来就不利盐运，而四川居长江上游，距两湖途近，航运便捷，于是私盐的运输十分兴盛。
为了恢复旧制，完成淮盐正常地向湘鄂地区输出，曾国藩希望能够采用严厉查禁川运私盐的方法，便利淮北盐务的整顿事宜。
为了彻底整顿淮南盐务的运输秩序，曾国藩还制定了《淮盐运行楚岸章程》，其中明确规定了八条盐务政策：第一，在泰州设立招商局，规定每年淮盐楚运的数量，让有资力的商队前去登记认购，分期分批运输，使盐运规范化；第二，在两湖地区设置督销局，保护盐价平稳，缉查私盐；第三，采用四处截角查私，在盐道上分设四处关口，分别查验运盐的分量，每验一次剪去盐销凭证的一角，运抵湘鄂后验票即知是否私盐，并且可以有效地避免商人的作弊；第四，加重邻私厘税，使从邻近省份私自运输的食盐畏重税而退却；第五，计算盐运的成本款项，根据成本费用支付补偿盐商的运输等费用；第六，补完各处厘金，规定盐运各关卡的收税数目、方式，以及税钱的去向；第七，商运、官运之盐务规程应按划一处理；第八，保证长江盐道的畅通，严禁勒索收税。
以上八条章程的施行，不可不谓之缜密，足见曾国藩对于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问题的思索是颇费了一番苦心的。
曾国藩说：“官不爱民，余所痛恨。”
他在总结自己的为官之道时，也曾提到自己的“爱民发自内心”
。
他认为，爱民不是一句空话，也不只是一首《爱民歌》，不是做几件事摆摆样子就可以，而是要真心实意地去爱，要出乎“真心”
。
利民而不损民，助民而不累民，这是任何统治者都不可违背的基本规律。
成大事者，永不放弃
梁启超说：“凡古能成大事者，其自制力、忍耐力必强。”
曾国藩能够战胜失败，走向成功，很大原因就在于其具有“打脱牙和血吞”
，“一味忍耐，徐图自强”
的品质。
他甚至把幕僚所写奏折上的“屡战屡败”
改成“屡败屡战”
，这是一般人所无法理解的。
咸丰四年四月初二凌晨，曾国藩指挥湘军水陆两师，沿湘江北上，浩浩****向靖港进发。
部队顺流疾进，刚至中午，湘军水师和陆师都到了靖港镇外。
陆师过了浮桥，曾国藩即下了进攻的命令。
然而，一进靖港镇，只听一声炮响，埋伏在港外的太平军一齐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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