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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好友刘蓉多次向曾国藩进言,并举楚汉之争为例,曾国藩对此有所触动。
后来,赵烈文又上书恳切进言,赵烈文的话讲得入情入理,尤其是“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
令曾国藩为之动容,他随即改弦更张。
于是,“揣摩风会,一变前志”
,从咸丰十一年起开始效法胡林翼,大保幕僚,不再拘于旧例。
曾国藩的保举,主要有汇保、特保、密保三种,它反映不同的情况、级别、待遇。
湘军每攻占一城、夺回一地或打一胜仗,曾国藩就办一次汇保之案,于奖励作战有功人员的同时,也以劳绩奏保一部分办理粮台、文案、善后诸务的幕僚。
特保多以荐举人才的方式保奏,如咸丰十一年曾国藩以常州士绅办团坚守危城为由,一次就特保周腾虎、刘瀚清、赵烈文等六员。
密保之案则专为立有大功或特别优异的人才个别办理,或专密折,或夹带密片,如保奏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之密折等。
汇保与特保皆属一般保案,人数较多,办理稍宽,只能保奏候补、候选、即用、简用之类,或仅保一官衔,且有时全准,有时议驳,或只批准一部分。
因实缺有限而记名、候补之类无限,所以用汇报之案开空头支票就成为曾国藩乃至所有统兵将帅在作战期间鼓励士气的主要手段。
这种办法初由曾国藩创立,后来风行全国,愈演愈烈,成为晚清一大弊政。
按照惯例,各省督抚每年年终要对司、道、府、县官员进行秘密考核,出具切实考语,以备朝廷酌量,故清政府对此极为重视,“措词偶涉含糊,即令更拟”
,官员的升迁降黜皆以此为据,战争期间清政府基本上仍沿用此法,虽候补官员奏保甚滥,而实缺官员的补授则非地方督抚出具的切实考语不可。
因这些考语是秘密的,任何人不得外泄,所以,这种考核办法及其考语,称为密考,而依照此法保奏官员即称为密保。
也正因为这一点,汇保一般只能得到候补、候选、即用、即选之类,而只有密保才能得到实缺官员,所以,曾国藩欲保奏实缺官员,就只有密保。
咸丰十一年曾国藩保奏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等人的八字考语极有分量,说李才大心细,劲气内敛,左宗棠取势甚远,审机甚微。
在左宗棠评语中,又加上“才可独当一面”
,在对沈葆桢的评语中又加上“器识才略,实堪大用,臣目中罕见其匹”
。
清廷很快准奏,左宗棠授浙江巡抚,沈葆桢授江西巡抚,李鸿章授江苏巡抚,由此可见密保作用之大。
为了使广大候补府县均有补缺之望,他还特别制定委缺章程,使出类之才早得实缺,一般人才亦有循序升迁之望。
对于幕府的保奏,曾国藩实际上亦采用此法。
追随曾国藩多年的幕僚,才高者如李榕、李鸿裔、厉云官等早已位至司道,而方宗诚等则直到同治十年才得任实缺知县。
出任两江总督、钦差大臣后,曾国藩既有地盘又得清廷倚重,保奏候补官职自不待言,即请旨简放实缺,亦无不获准。
这一时期,曾国藩奏保人数之多,官职之高,都是空前的。
此时,清政府对曾国藩等人的奏请几乎有求必应。
以至于咸丰十一年至同治四年的五年之中,曾为曾国藩幕僚的五位道员皆被破格重用,分别超擢为江西、江苏、广东、湖南等省巡抚。
李鸿章、沈荷桢、左宗棠三人,论资格都不够,沈、李是由道员直升巡抚,是军兴以来超升中极为少有的例子;左宗棠论出身只是个举人。
三人任封疆大吏前,多属幕僚之类。
恽世临半年两迁而至,郭嵩秦、李瀚章则二年之中连升三级,由道员位至巡抚。
同治三年六月湘军攻占天京之后,清政府开始对地方督抚的权力略加限制。
吏部颁布新章规定,凡各省保荐人员,寻常劳绩概不准越级保升及留省补用,对粮台保案挑剔尤甚,使曾国藩不得不变换手法,免遭非议。
其后曾国藩保奏幕僚,多以整顿吏治、荐举人才为词。
尤其北上与捻军作战和移督直隶前后,都曾保奏大批幕僚升任实缺。
幕僚追随幕主,出谋划策,出生入死,曾国藩自然酬以实惠,这也是赵烈文所说的“集众人之私成一人之公”
的意思。
曾国藩保奏幕僚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要确实为他干事,不怕艰难,不讲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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