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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屏蔽江南财赋重地的江南大营将死卒亡。
正是在这突如其来而又事关湘军集团发展的至关重要的时刻，湘军首领开始陆续赶赴曾国藩所驻防的宿松。
曾氏兄弟、左、胡、李元度等，在此前后在曾国藩的驻地宿松进行了长达二十三日夜的畅谈，终于达成了“共赴”
艰难的共识，对各自的发展影响甚大。
宿松会议是湘系势力发展乃至扭转全局的重要会议。
第一，左宗棠被控案已结，这对稳定湖南大有裨益。
尤其是咸丰帝旨令最后一节，询及左宗棠多年“拂郁之隐”
，左宗棠对此感激涕零，表示“此后再不意气用事，听候曾国藩的消息，如有可出之理，未敢固执”
；第二，壮大了湘系力量，湘系重要人物出现了空前的“团结”
，在重要问题上达成“共识”
；第三，对江南大营溃败后，清廷可能进行的重大人事调整进行了预测，认为两江总督一缺，曾国藩与胡林冀两人中必将有一人担此大任，这对鼓舞“士气”
有重要意义；第四，左宗棠的才能更为全国上下所知。
曾国藩的幕僚黎庶昌在编订《曾国藩年谱》时就曾明确指出：“左宗棠留营中两旬，朝夕纵谈东南大局，谋所以补救之法。”
江南大营的溃败，在政治、军事上为湘军势力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但当时湘系中有许多人却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转机，只有左宗棠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天意其有转机乎？”
有人不解其中妙处，他又解释说：“江南大营将蹇兵罢，万不足资以讨贼，得此一浩**，而后来者可以措手。”
众人始悟。
果然不出湘军将领所料，宿松会议结束当日，清廷即下旨令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曾国藩从此才可以放开手脚地真正大干一场了。
咸丰十一年湘军攻下安庆立下大功之后，曾国藩在面临新的进退抉择关头之时，便对清朝的情况倍加关注。
其实曾国藩以及像胡林翼等高明之士虽然身在疆场，但对朝廷大事却一贯非常关注，并且从来都反应非常敏锐，因为朝廷上的任何变化都有可能影响到他们个人以及湘军这个集团的利益与未来。
胡林翼和曾国藩是在八月初，也就是湘军攻占安庆后大约一个星期之后，才得知咸丰皇帝驾崩消息的，这一消息来源于友人之间的私人通信。
胡林翼在获知此情之后，当即写信向曾国藩表示：“朝廷七月十七之事，主少国危，又鲜哲辅，殊堪忧惧。”
由于肃顺等人久久隐丧不报，胡林翼和曾国藩只得天天在军营中等待进一步的消息，却因长时间未接到奉国丧明诏，越发让他们感到忧心忡忡。
胡林翼竟至半夜惊起，仰望上苍，哀声长叹：“京师必有大事发生，不知是祸是福。”
专制统治本就易于保守政治机密，再加上通信和交通条件的落后，使得信息的传递也就非常慢。
慈禧太后在北京发动政变的一个多月时间里，身居安庆的曾国藩等人对此竟然一无所知。
直到12月15日，曾国藩才首次得知此消息。
这一天，他一共接奉廷寄四件，中有谕旨一道，又有军机处转抄的不知上奏人姓名的奏折一件。
他先扫了一眼抄示的奏折，发现咸丰皇帝所立赞襄政务八大臣的名字都在上面，便立刻即感到事关重大。
曾国藩仔细读来，只见奏折中写道：“载垣、肃顺、端华明正刑典，人心欣悦。”
但奏折并未说明赞襄政务大臣们是哪一天被逮或被杀的，也并未说他们犯了何罪。
曾国藩看后，当真吓了一大跳。
他赶紧拿起谕旨想要看个究竟，因为他以为谕旨会对此事作出解释。
然而更让他惊异的是，谕旨却一字未提赞襄政务八大臣的事，而只是公布了有关他自己的新的职务任命，其中写道：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着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督以下各官，悉归节制。
通过曾国藩对朝廷内的大势的把握与深入细致的分析，得出这既是对自己的重用又是在警告、鞭策自己，即朝廷认为自己权太重、位太高、虚名太隆，因此自己必须辞谢大权。
这一决定无疑是正确的。
不仅使曾进一步摸清了清政府的意图，为自己的下一步决策提供了参考，而且也使清政府心甘情愿地、更为放心地将大权交给他。
清廷让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的决定具有非凡的象征意义。
曾国藩作为湘军的创始人和统帅，曾长期受清廷的猜忌与压抑，自从1860年摆脱这种状况以来，其权势日渐增大，在清朝政治军事权力格局中的地位稳步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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