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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清廷不但对他已完全表示信任，而且还为了让他能更好地发挥作用，竟然不惜打破祖制旧规加以重用。
清廷此时也并不是不知道地方督抚权力过大，会有尾大不掉的危险，也许最终结果就有如慢性自杀伤及清廷，但为了打败最大的敌人，他们却已顾不得那么多了。
而随着湘军实力的扩展、地位的提高，真正需要曾国藩担忧的却是集团内部稳定的维系问题。
曾国藩此时已经很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因此曾国藩在把握了“天下大势”
之后，即采取了一系列的果断行动，如为湘军集团的长远利益及维护他的个人权威之虑，将有深厚交情、被他称为“三不忘”
的朋友李元度参劾革职；为出一口积之已久的恶气，故意拖延救援危在旦夕的政敌王有龄的时间，终于使王有龄没有得到及时救援陷城而死以及让李鸿章创办淮军援攻上海等理性及有远见的安排，为后来湘军攻下天京作了有力的准备。
这些，都是在曾国藩把握天下大势的情况下才具有的远见和胆识。
要有“急流勇退”
之识
自古封建社会为人臣子者若立下不世之功，无不为君主所忌。
据说在湘军光复武汉时，咸丰帝一面高兴而一面忧虑，说：“想不到曾国藩以一儒生，竟能做一番大事。”
当时咸丰身边的一位大臣当即说道：“曾国藩以侍郎开缺，与一乡绅无异，自古英雄起于草莽间里之间，岂不令人担忧吗？”
听了这话，咸丰帝皱紧眉头，沉吟良久，慨然叹道：“去了半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
当时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刚刚开始走下坡路，而曾国藩的声威，也没有像攻破天京以后那样如日中天。
看来如果不急流勇退，“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狡兔死，走狗烹”
的命运，曾国藩是很难避免的。
清军江南大营被再度摧毁之后，清朝绿营武装基本垮台，至此黄河以南再没有什么军事力量足以与太平军抗衡了，因而清廷不得不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以依靠他镇压太平天国革命。
那拉氏上台之后，又采取了更加灵活的政策，让曾国藩督办四省军务，身负昔日五位钦差大臣的职权，其目的不过是为了调动曾的积极性，事权归一，以易于成功。
但是，自从进军雨花台之后，曾国藩兄弟迅速扩军，到此使曾国荃所属军队由两万余人增至五万人，而曾国藩指挥的部队也由几万人扩大为12万人，除于赣、皖厘金和数省协饷外，增辟粤厘和湖南东征厘金，这就使清政府不能不渐生疑惧，感到这对它是一种潜在威胁。
湘军攻陷九滘洲，尤其苏、杭各城相继沦陷后，清政府的这种危机感觉与日俱增，隐隐感到自己的最大威胁已不再是行将失败的太平天国，而是手握重兵、广揽利权的曾国藩了。
清政府知道，虽然湘军总数有30万人，仅曾国藩直接指挥的部队就有12万人，但其军内部派系复杂、各树一帜而因此他的嫡系部队亦不过只有曾国荃的五万之众。
所以，清政府就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迅速提拔和积极扶植曾国藩部下的一名湘军将领，使之与曾国藩地位相近而因此感情疏远，渐渐打破其相互之间的从属关系；清政府对曾国藩的部将和幕僚，如已经死去的塔齐布、罗泽南、江忠源、胡林翼、李续宾、李续宜和当时尚在的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杨载福、刘长佑等都实行拉拢和扶植政策，使他们渐渐与曾国藩分庭抗礼，甚至互相不和，以便于控制和利用。
而清政府对于曾国藩的胞弟曾国荃的政策则恰恰相反。
1863年5月曾国荃升任浙江巡抚之后，虽仍在雨花台办理军务，并未去杭州赴任，这亦本属清政府的意旨，照例是可以单折奏事的。
曾国藩遂让曾国荃自己上奏军情，以便攻陷天京后抢先报功。
不料，奏折刚到朝廷立遭批驳。
清政府以其尚未赴巡抚任，不准单折奏事为由，以后如有军务要事，仍报告曾国藩，由曾国藩奏报。
曾国藩恐曾国荃心情抑郁，或言辞不逊，在奏折中惹出祸来，因此特派颇有见识的心腹幕僚赵烈文迅速赴雨花台大营，专门负责草拟章奏咨察事项。
曾国荃攻陷天京后，当天夜里就上奏报捷，本满心以为会受几句赞扬，不料又挨当头一棒。
上谕指责曾国荃破城之日晚间，不应立即返回雨花台大营，以致让千余太平军突围，而且清廷谕书用词语气相当严厉。
事情发生后，曾国荃部下各将都埋怨赵烈文，以为是他起草的奏折中有不当言辞引起的。
赵烈文则认为，这与奏折言辞无关，完全是清政府节外生枝，有意苛求，否则，杭州城破时陈炳文等十多万人突围而去，左宗棠为何不受指责？后幸好有人将李秀成捆送萧营，否则曾国荃更无法下台。
但是，清政府并未就此了结，而却是步步紧逼，揪住曾国荃不放。
数日之后，清政府又追查天京金银下落，令曾国藩迅速查清，报明户部，以备拨用。
尤其严重的是，上谕中直接点了曾国荃的名，并对他提出严重警告。
上谕说：“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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