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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议论中夹着许多冠冕堂皇的字；他们谈着“诗歌”
，谈着“为艺术而艺术”
。
这种名词，和钱钞混在一起无异是“为金钱而艺术”
。
而法国文坛上新兴的掮客风气，使克利斯朵夫尤其着恼。
因为他对金钱问题完全不感兴趣，所以他们提到文学——其实是文学家——的时候，他已经不愿意往下听了。
可是一听到维克多·雨果的名字，克利斯朵夫又留了神。
问题是要知道雨果是否戴过绿头巾。
他们絮絮不休的讨论雨果夫人与圣·伯甫的恋爱。
过后，他们又谈到乔治·桑的那些情人和他们的价值。
那是当时的文学批评最关切的题目：它把大人物家里一切都搜检过了，翻过了抽斗，看过了壁橱，倒空了柜子，最后还得查看他们的卧床。
批评家非要学洛尚当年伏在路易十四和蒙德斯朋夫人的床下[87]，或是类乎此的方法，才算无负于历史与真理。
他们那时都是崇拜真理的。
和克利斯朵夫同席的一般人都自命为真理狂：为了探求真理，他们孜孜不倦。
他们对于现代艺术也应用这个原则，以同样渴求准确的热情，去分析时下几个最负盛名的人的私生活。
奇怪的是，凡是平常绝没有人看到的生活细节，他们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仿佛那些当事人为了爱真理的缘故，自己把准确的材料提供出来的。
愈来愈发僵的克利斯朵夫，想跟邻座的人谈些别的事。
但谁也不理睬他。
他们固然向他提出了几个空泛的关于德国的问题，——但那些问题只使克利斯朵夫非常诧异的发觉，那些似乎很博学的漂亮人物，对他们本行以内的东西（文学与艺术），一越出巴黎的范围，就连最粗浅的知识都没有；充其量，他们只听见过几个大人物的名字，例如霍德曼，舒特曼，李勃曼，史脱洛斯（是达维特·史脱洛斯呢，约翰·史脱洛斯呢，还是理查·史脱洛斯[88]？）他们搬弄这些人名的时候非常谨慎，唯恐闹笑话。
并且，他们的询问克利斯朵夫也只是为了礼貌而非为了好奇心，那是他们完全没有的；至于他的回答，他们压根儿就不大想听，急于要回到那些教全桌的人都开心的巴黎琐事上去。
“……你不懂拉丁文吗？”
“不懂。”
“（兴高采烈的）Cabricias，arcithuram，catalamus，singulariter……bonus，bona，bonum……”
[90]
一朝遇到了一个“真懂拉丁文”
的人，他就小心谨慎的躲到美学中去了。
在那个不可侵犯的盾牌后面，他把不在这桩公案以内的贝多芬，华葛耐，和所有的古典音乐都攻击得体无完肤（在法国，要恭维一个音乐家，非把一切跟他不同的音乐家尽行打倒，做他的牺牲不可。
）他宣称新艺术已经诞生，过去的成规都被踩在脚下了。
他提到一种音乐语言，说是巴黎音乐界的哥仑布发现的；这新语言把全部古典派的语言取消了，因为一比之下，古典音乐已经成为死语言了。
克利斯朵夫一方面对这个革命派音乐家暂时取保留的态度，预备看过了作品再说；一方面也对大家把全部音乐作牺牲而奉为音乐之神的家伙大为怀疑。
他听见别人用亵渎不敬的语气谈论昔日的大师，非常愤慨，可忘了自己从前在德国说过多少这一类的话。
他在本乡自命为艺术叛徒，为了判断的大胆与直言无讳而激怒群众的，一到法国，一听最初几句话，就发觉自己头脑冬烘了。
他很想讨论，但讨论的方式很不高雅，因为他不能像一般绅士那样只提出论证的大纲而不加说明，却要以专家的立场探讨确切的事实，拿这些来跟人麻烦。
他不惮进一步的作技术方面的研究；而他愈说愈高的声音只能教上流社会听了头痛，提出的论据与支持论据的热情也显得可笑。
那位批评家赶紧插一句所谓俏皮话，结束了冗长可厌的辩论，克利斯朵夫骇然发觉原来批评家对所谈的问题根本外行。
可是大家对这个德国人已经有了定论，认为他头脑冬烘，思想落伍；不必领教，他的音乐已经被断定是可厌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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