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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们意识到原子弹爆炸的幸存者也许会饿，想要吃家中的食物，于是在尤卡平地实验中加入了对冷冻食品的测试。
在爆炸后，士兵们立即进入爆炸区域，从距离爆炸点四千七百英尺的一个房屋的冰箱里，以及距离爆炸点一千二百七十英尺、埋在地面以下五英寸的冰箱里取回了食物。
这些食物—包括炸薯片、草莓、鸡肉馅饼、鳕鱼片以及橙汁—随后被拿给九名试吃员。
仔细考虑之后，试吃员得出结论，大多数食物“适合端上任何家庭或饭店的饭桌”
。
只有两名试吃员给了差评，他们抱怨说从距离爆炸点较近的冰箱里拿出来的鸡肉馅饼和橙汁味道有点儿怪，但是没有怪到不能吃的地步。
食物项目的负责人H.P.施密特总结说：“在原子弹袭击发生时，如果冰箱里留下的食物没有被直接击中，那么就可以安全食用。”
尽管尤卡平地实验得到了一些令人宽慰的结果，比如动物们的幸存和据推测可以吃的食物，但研究者们不得不承认，总的来说，情况看起来很糟。
达令家族所剩下的扭曲的“遗体”
证明，没有躲在掩体下的人类在核爆周围任何地方都无法生存。
像“戴一顶帽子”
或者“面朝下扑倒在地”
之类的建议派不上什么用场。
转入地下
到了1955年，科学家对于放射性尘降物的危害已比以往要重视得多。
1954年，在比基尼环礁（十字路口行动之后，有测试继续在此开展）引爆的一颗氢弹，在长逾七千英里的海洋带上空扩散出核辐射云，令科学家和公众都为之震惊。
在一条距离爆炸点四十英里的船上，二十三名日本渔民因为患上急性放射病，不得不在医院里住了好几个月，而船上的电报员则去世了。
曾检测过X光辐射对果蝇影响的遗传学家赫尔曼·穆勒，和其他遗传学家就辐射能够破坏遗传物质、引发癌症发出了警告。
如果有人能更关注311号猪的话，或许可以从它身上发现一些关于辐射的长期危害的警示，它在1950年7月8日死于美国国家动物园，死去时的年龄才四岁半。
然而，动物园管理者并没有记录它死亡的原因，而媒体也从未对它的早逝有任何报道。
生存研究者们承认，爆炸现场遗留的辐射会造成威胁，他们总结说，如果人们想在一场核冲突中生还，他们必须找到掩体保护自己，而且不仅在爆炸发生时，还要在爆炸后的数日甚至数周都躲在掩体里，直到最严重的放射性尘降物消散。
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的后期，研究的重心从地上研究转向了对地下掩体中的生命进行研究。
这引发了全新的担忧。
假设一个掩体抵挡住了最初的爆炸，里面的人能从心理上承受在受限空间里连续生活数周所带来的压力吗？
掩体实验早在1955年就开始了，但最初的实验都是宣传上的噱头，出资赞助的公司想借此卖掩体给紧张的大众。
例如，1955年6月，休斯敦家宅建造公司将克里斯马斯一家（父亲、母亲、儿子和女儿）关在一个由钢板和钢筋混凝土制成的狭窄的掩体中三天。
类似地，1959年7月，梅尔文和玛利亚·米宁森夫妇被锁在一个八乘十四英尺的后院掩体中度蜜月，以展现炸弹掩体公司产品的宜居性。
第一次由普林斯顿的心理学家杰克·弗农开展的，长时间的、受到科学式监控的掩体实验—“藏身处项目”
。
他的实验对象是一个普通的美国家庭—高中教师托马斯·保纳，妻子玛琪，还有其三个年幼的孩子。
研究开始于1959年7月31日，保纳一家住进了普林斯顿心理学大楼地下室的一间九乘八英尺的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
他们在接下来的两周都居住在那里。
条件也相当简陋，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没有抽水马桶，也无法与外界接触。
他们用蜡烛和手电提供照明，用保暖锅加热食物。
靠着忍耐这种囚禁似的生活，保纳一家得到了五百美元的报酬。
保纳一家直到最终走出来时才发现，一个由研究者组成的团队通过隐藏的麦克风监控和记录了他们的一切行动。
弗农没有提前告知他们这一点，因为害怕知晓此事会让他们有自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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