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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后来承认：“他们发现我们在窃听他们时非常生气，但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生气。”
保纳一家通过读书和玩拼字游戏等方式来消磨时间，而威士忌也起到了缓解压力的作用。
玛琪忧虑的频率高到窃听的心理学家团队都经常担心，他们会提前结束实验。
但只要托马斯给她一杯威士忌，她就会放松下来。
三岁的二儿子托利，在这种环境里也变得情绪化、沉默寡言，而且又开始尿床了，但是一杯有镇定效果的威士忌很快能让他好转。
屋内最大的问题是气味。
这家人上厕所用的是一个化学式马桶，被小心地藏在一个帘子后面。
然而，马桶不能以任何方式分解或者破坏掉排泄物，因此很快就积聚了一股恶臭的气味。
房间的门上安装着手摇式通风机，但就算用了它，气味也只是稍微有所缓解而已，根本无法消除。
这两位家长很快就把通风机变成了一种奖励办法：如果孩子们表现得好，可以允许他们摇动手柄，呼吸一会儿新鲜空气。
保纳一家错误地把马桶里的排泄物倒入了装垃圾的箱子里。
这不仅加剧了难闻的气味，而且还在垃圾箱中引发了化学反应，不断冒出的气泡发出的声音令人不舒服。
甲烷气体从垃圾箱中泄漏出来充斥了整个房间，使两个成年人都犯起了头晕。
为了让自己打起精神，玛琪每天都擦口红。
这让她感觉稍微正常一些，尽管周围环境是这样的肮脏和恶臭。
但当她意识到他们的囚禁期比她预计的要多出一天时，她承认自己仿佛要“被击垮了”
。
然而，最后从房间走出来时，托马斯和玛琪都称赞这个实验“非常有益”
。
玛琪告诉媒体，全家人比任何时候都更了解彼此，她愿意再次进行这个实验。
掩体实验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蓬勃发展。
数千人曾在研究者的监视下，在狭窄的空间内度过数日或者数周。
1963年8月，研究者们甚至将两个男人和三十五头奶牛一起关了两个星期，来调查家畜生活在掩体中的反应。
毕竟，在核战争之后，人们应该还会想要喝牛奶、吃汉堡，所以奶牛也应该受到保护！
通常大多数人（和动物）在被关的过程中，不会经历什么严重的困境，最大的问题是无聊感、失眠和难闻的气味。
不过有一个例外，1960年一名男士参加了匹兹堡开展的实验，他确信研究者在秘密地通过单向透视镜用放射线照射他。
他的实验不得不提前结束了。
心理学家了解到保纳一家所展现出来的反应相当典型。
实验对象在实验开始时通常会出于一种冒险和兴奋的心态而感觉精神振奋，但是到了第四天就会变得抑郁和沉默寡言。
随着实验临近结束，人们变得暴躁和易怒，但是在离开掩体时，所有的紧张情绪都会消散。
实验对象几乎都会称赞研究组的团结一致，并就其经历的有趣之处做出评价。
然而，有一个问题令研究者们困扰。
不管他们将掩体造得多么逼真，他们都无法模拟真正的紧急情况下的危险感。
参与者们知道这个经历最终会结束，他们会回到正常的生活中。
研究者承认这限制了他们研究的适用性，因此一些人试图围绕这一问题，找到创造性的解决方法。
比如，一位与民防办公室签约，研究掩体内压力来源的研究者唐纳德·T.汉尼芬于1963年提出：可以使用催眠来使实验对象确信真实的袭击已发生，或者即将发生。
他让自己的想象力信马由缰，详述了催眠可能促成哪些有趣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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