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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干？只要自己也能有钱赚，你老板赚多点跟我又有什么关系？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县领导们个个摩拳擦掌：要干就早点动手！
要干就从“三来一补”
干起！
为了抓住“三来一补”
这个重要的发展机遇，县领导们很快达成共识：所有的来料加工，东莞一律来者不拒！
东莞敞开大门，不设任何门槛。
不仅如此，还要动员全东莞的干部群众们全民出动，去联系香港的亲朋好友，说服他们回来投资。
为了解决眼前一无资金二无厂房的困难，县委还提出了几个充分利用：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充分利用劳力资源；充分利用各种祠堂、饭堂、会堂，以及各种仓库等现有资源……
1978年12月21日，北京正在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结束，东莞县委便发出了本县的27号文件，从县委和县政府各部室抽调出48名精兵强将，组成东莞“对外来料加工装配业务领导小组”
，主管全县的“三来一补”
工作和合资洽谈业务。
东莞县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郑锦滔任领导小组组长，外贸局黄昌任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下面又由10个小组组成：4个小组专门负责与外商谈判，3个小组分到农村去，帮助乡镇建厂，处理各种关系，1个小组负责运输工作，1个小组驻广州负责联系报批工作，1个小组驻深圳负责海关边检等工作……
东莞人有一种作风，这便是雷厉风行之作风。
当年曾在该小组工作过的陈松基回忆说：“1978到1980这三年，我们工作组的人员没休过一天假，天天都上班，连年初一都没敢歇，都有香港的老板过来谈判。”
为了提高办事效率，他们在全国率先推出了行政审批一条龙服务的措施。
港商在这里签个合同，往往只需个把钟头，这在中国其他地方到现在仍是难以想象的，当时即使是广州，也要盖几十个章跑几十天。
当年的领导小组组长郑锦滔回忆说：“东莞人很有商品意识，做生意时总是想着如何促成生意。
当时我们考虑到那些商人怕麻烦，特地简化了程序，这样，谈判好后‘咔嚓’一盖章就定了，他们很高兴，积极性也来了，纷纷过来和我们合作。
当时我们还采用现场办公方式，及时解决港商的投资运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记得有一个港商来东莞生产注塑机，厂址选在箕村，当时缺电，道路也很差，通讯设施也很落后。
总之，困难很多。
老板来找我。
我通知每个部门的领导赶到现场，给他们定下解决问题的时间，两个小时全部解决，后来这个厂成为全国最大的注塑机厂。”
当时的东莞，所有行政单位都增加了一项新的职能：一切围绕着招商引资这个中心，审批手续一律从简。
甚至在码头的人群中，也开始走动着东莞工商管理等部门的人员，银行、邮电局等部门紧随其后，紧急修改制度，延长工作时间……总而言之，只要能为“三来一补”
服务的，一路开绿灯！
东莞这样的作风和思想解放水平，在当时的中国，显然远远地走在了其他地区的前列。
在全民出动的东莞大招商中，东莞各个村镇的弹丸之地，都雨后春笋般丛生出了大大小小的作坊。
一时间，飞红万点，各竞之秀。
截至1979年年底，东莞的来料加工企业已有140家，对外加工签订协议205宗，全年加工费234万美元，净收外汇218万美元。
此后不久，东莞便成为全国最大的加工基地。
从1978年到1991年，东莞共引进资金达17亿美元之多！
一个曾经将自己大门紧闭拒绝世界又被世界拒绝的人群，在此时以从未有过的勇气打开大门，去体验、吸吮从门外吹来的阵阵狂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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