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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根据他的建议，搞了管理制度。
当时是用手写的，贴在工厂门上，规定不准迟到，不准偷性，不准抽烟之类的。
不像我们以前在服装厂是没有制度的，这里是没有人情讲的，什么都根据制度来。
一两年后就达到了差不多700人，在这么一个小镇上是个大厂。
加工费达到差不多每年200万元。
三年后，我们就把他的200多万元设备款全部偿还完毕，整个工厂都是我们的了。
我们不欠他了。
由于张子弥第一个进来，很多外商都在关注他是否成功。
因为当时都很怕共产党的政策，那时没有那么相信共产党的，怕什么都被抢光了。
张子弥层次高，有眼光，他不怕。
他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很多老板都过来参观这个厂。
他吸引了很多商人过来，五金、电镀、制衣、手袋都有……
太平手袋厂投产后不久，原有的办公场地已经远远不足，很快便拆建盖起了一栋五层的高楼和宿舍楼。
笔者在虎门曾想寻找这家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第一厂号”
的太平手袋厂，可惜它已在2007年5月底被一片更崭新的街景所替代，从而只能在东莞人的记忆里和中国改革开放史书中寻找到它的影迹。
也许，正是为了让后人有更多的想象空间，太平手袋厂才需要从我们的现实视野中消失，从而成为一种永恒。
自国务院“22号文件”
出台后，东莞县委、县政府领导的重视更不必说，他们也在紧张而热烈地研究商讨如何进一步落实文件精神。
这年12月18日，决定中国前途、命运和方向的重大历史会议——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这个重大里程碑的会议，标志着我们的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中央全会的权威形式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
此刻的东莞领导热切地关注着这一切，他们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及有关讲话中兴奋地意识到，中央的改革精神可以归结为放权和让利，以及充分调动改革积极性：一是将更多的决策权下放给地方政府和生产单位，二是给予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以更多的利益。
与调动积极性的经济哲学相一致的，邓小平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经济思路：允许一部分人“收人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
，首次把利益驱动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以承认差距的方法来激励进取，增加财富总量，达到最终惠及全体的目标……
总设计师对于改革开放的号令已经发出，剩下来的便是行动。
发展才是硬道理。
只有靠发展经济，才能有真正的出路。
东莞县的领导深深明白这些道理，他们清楚迅速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是他们的首要任务，但他们更清楚眼下的东莞有什么样的家底：没有资金，没有技术，没有设备，没有人才，可以说是一穷二白，这一切谈何发展？
时代，迫使东莞必须尽快做出一个重大抉择，杀出一条快速发展的“血路”
。
东莞眼前的这条“血路”
就是“22号文件”
所带来的“三来一补”
。
县领导不分昼夜，多次开会分析形势，研究对策，他们发现有几方面的有利因素：一是政策，国务院有“22号文件”
，允许他们搞来料加工；二是形势，香港的一些企业面临着高成本的压力，正在珠三角一带寻找落脚点；三是地利，其时深圳不愿搞来料加工，而广州和香港之间交通不便，对于港商而言，剩下的最好选择只有珠海和东莞；四是人缘，东莞和香港的关系非同一般，尤其加上当年的逃港者，东莞在香港有60万人之多……
但，这个“三来一补”
却不是好拿的，烫手！
设备人家进，资金人家出，租金人家掏，工资人家付，那大头理所当然是人家外方的，你中方能拿的也只是可怜的一个零头，明摆着就是咱们中国人被资本家剥削嘛，这种合作方式在任何人看来都是不平等条约，既冒政治风险又赚不了几个钱，也因此，当一些港商去珠海等城市要求办厂时，就被人家给坚决顶了回去。
这种情况下，你东莞干不干？
当然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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