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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余越多，并把节余用于投资增值那就越富。
我们通过宣传教育，一方面让群众懂得，分配的方式已经变化了，计划经济时只是按劳分配，市场经济已经按生产要素分配了。
劳动只是诸生产要素中的一个方面，而且还有技能高低、是复杂劳动还是简单劳动等问题，所以要终身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劳动技能。
另一方面让群众都知道，投资收人是致富中不可忽视的部分，这就要注意节约，增加积累。
有了本钱，可以从小到大自办企业，可以参股合资合作，也可以投资物业。
我们大力提倡让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企业的股东或企业的业主，政府则营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让大家获得更多的发展机遇和成功机会，并切实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改革开放以来，不少镇村在集体建厂房、商铺的时候，都吸收当地村民参股，给每人一定的配额，作为一种福利待遇。
确实拿不出钱的则由集体暂借，分红时扣还。
经过多年的引导和群众的创造，很多人不同程度拥有三四种的收人：劳动的收人；投资的收人；经营的收人；集体分配的收人。”
关于东莞市委、市政府推出的“全民投资”
这个措施，从几年后广州统计局公布的一组数据中，也许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一些关联：2006年，广州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19851元，东莞25320元、深41122567元、上海20668元、北京19978元、宁波19673元、杭州19027元、中山18897元、佛山18894元……从数据中可以看出，东莞人均可支配收人在全国主要城市中最高。
笔者在采访刘树基时，就这个问题我们也有过一番对话。
笔者：东莞老百姓现在属于中国最富有的老百姓，这和东莞当初提出“全民投资”
有必然的联系吗？
刘树基：当然。
东莞提出“全民投资”
这个概念和东莞老百姓的富有是有密切关联作用的，意义深远。
你看，现在东莞农民普遍搞投资，比如一家四口人，每人投资盖100平方米厂房，一家就有400平米的厂房，这样租金费用一个月就会有闷仪刃元，两夫妇打工再有四五千收人，加起来八九千，一年就是十来万。
这种现象在东莞很正常，也很普遍。
笔者：很多地方都鼓励老百姓创业，东莞怎么想到将“创业”
这个概念换成“投资”
呢？
刘树基：当时我们在讨论分析时，发现人人创业那是不可能的。
创业就是当老板，美国不可能人人创业，香港不可能，上海、北京也都不可能。
做老板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但是投资每个人都可以，那怕有病都没问题。
所以，人人都做老板，那是不现实的。
所以李近维很早就提出来要让全民必须参与投资。
笔者：但是，投资是和风险相连的，也就意味着东莞的百姓也得承担着一定的风险？
刘树基说：你说得没错。
投资是有风险的，但是我们有党的领导、政府的支持，选择那些早涝保收的、物业性的方面投资，风险就大大减少了。
比如说：投资厂房、店铺，或者投资到成功的企业上去，我们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又是尽可能地在化解这些风险的。
你看全国城镇以上的人口的财产性收人，07年人均只有240元，占个人总收人的2%，而东莞个人财产性收人，则占个人收人23%（07年城镇居民财产性收人人平达4849元，农民与之大致相当），是全国个人财产性收人的近10倍，而且我们大部分都还是农民呢。
笔者：我注意到了，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
报告也都提出了“创造条件让更多的人有财产性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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