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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新生活的渴盼中，农民们积极性空前高涨，纷纷引种经济作物。
地还是那些地，人还是那些人，变换一下机制，土地就能生钱、长钱、钱上滚钱。
奇了！
这一切现在看似简单，但一下子打破沿袭多年的以粮为纲的农业格局，这在当时的中国，不得不说是一个思想大突破。
土地本无灵性，但在充满灵性的人手中，便会产生灵性；土地不能再生，但在新的机制下，却可以萌发生机，焕发出全新的活力！
笔者在翻阅当年的一些背景资料时，也陷人沉思，东莞最初的农业商品化改革确实在全国先行了一步，同时也明白了作为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于光远在听完李近维的汇报之后为何如此兴奋。
先说1979年，中央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给东莞农村自发先行继而政府引导的农业经济商品化的改革，提供了政策保障。
这个政策无疑是给农村这片干旱多年的土地上送来一场春雨。
东莞人正是在这样的政策大背景下，思想获得进一步的解放，开始了改革的大胆探索。
然而此后不久，中国迅速进人一个调整阶段。
当时，于光远等改革派曾向中央决策层进言：我国经济改革的原则和方向应当是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的条件下，按照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自觉运用价值规律，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
但当时这种改革思路却未能得到决策层的认可，其原因是1980年的经济形势不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因为这一年在取得经济搞活、保持持续较快增长、市场供应改善、城乡人民收人均有增加等大好形势的同时又出现了严重的困难，最显著的标志是1979年、1980年连续出现巨额财政赤字，1979年赤字170余亿元，1980年120余亿元，到1980年物价稳不住了，商品价格上涨6%，其中城市上涨8.1%，农村上涨4.4%0有人把出现这种困难的原因归咎于改革，建议当务之急是调整，改革要服从调整，毕竟稳定是头等大事。
1981年后，中国进人调整期。
直到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终于使中国改革总体思路进行了重大突破性的发展，从批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
转到肯定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
可以说，1984年是中国改革的一个拐点之年，这一年终于在前几年“收”
与“放”
的徘徊中选择了后者。
笔者惊叹的，也正是于光远感到欣慰的：从1981年到1984年之间，在中国改革大方向不甚明朗的状态下，其他地方无所适从，大多采取“开而不放，改而不革”
的观望态度，然而东莞却没有停止改革探索的步伐，率先走在改革前端，大胆在农村改革上进行了尝试。
发生在东莞农村土地上的这场改革不仅使东莞的百姓收获了实惠，也造就了一个又一个的创富神话。
一个又一个万元户在东莞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新时代的朝阳已经升起……
霍福华就是东莞大地上农业商品化改革的受益者之一。
站在我面前的这位身材微胖的中年男子，麻利而娴熟地用茶匙把茶叶轻轻放进小巧的紫砂壶里，注水泡茶烫杯，动作老到而随意。
注视着他的一招一式，你不会认为这个谦和朴实的男人就是东莞赫赫有名的福华集团大老板霍福华。
等你听了他的故事，也绝对难以想象这个颇显品位的人，会是在20多年前竟然被绝望折磨得发疯的穷光蛋。
一股幽幽的茶香弥漫在空中。
霍福华的头上有着一圈圈耀眼的光环：第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东莞市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广东省私营企业商会副会长、东莞市工商联副会长、沙田商会会长，还有若干先进个人的荣誉称号。
拨开层层光环，探寻一下他的人生历史，不难发现，霍福华当年的第一桶金便是从土地里“掘”
上来的。
霍福华今年44岁，沙田镇穗丰年村人，上有两位哥哥。
他这个老三排行很不沾光，大哥读完初中，二哥读完高中，轮到老三读书时，家里已是越发贫穷，刚念初中就被奶奶做主辍了学，才十二三岁便早早体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
那时候的小福华啥都不懂，天生一副东莞人任劳任怨的优良美德，每天埋头干活，能吃大苦肯出大力。
“那时候我们沙田可说是万顷农田啊，看着一望无际的农田，真是种得想哭，不知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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