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3 发达的史学与贫乏的史观（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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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益可知”

的历史发展观，要求为政得“道之以德”

，“齐之于礼”

，以伦理观念统摄历史的发展。

孟子则明确提出了“王道”

、“霸道”

的概念：主张“尊王贼霸”

，“以德服人”

，而反对“以力服人”

；认为“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

，所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并由此得出历史循环的结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

。

商鞍把历史分为三个阶段：“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尚贤而悦仁，下世贵贵而尊官。”

故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

韩非更认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

，主张“抱法、行术、处势”

的法治。

邹衍的“五德始终”

；童仲舒的“三统之变”

；邵雍的“元会运世”

；朱熹的“定位不易”

；一直到近代，严复在所译的《社会通淦》中，把社会划分为图腾、宗法、军国三个阶段。

康有为则分为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阶段；梁启超则是分为上世、中世、近世。

章太炎认为，用“人为规则”

来阻挡“自然规则”

，主张“俱分进化”

。

孙中山先生则坚持“历史的重心是民生”

，试图从经济生活中去寻找社会发展的动因。

上面粗略地勾勒了自先秦至近代的不同的历史观点，当中省去了很多史家的大同小异的论述，自然要一一列举加以研究与分析，尚需专门的一章，这只能留在后面去做了。

然而，我们只这么粗略一扫，立即便会感到，这些史观均缺乏周密的、严格的、科学的论证，它们大都是直观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划分。

它们不似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实冲突中，去阐明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有着高度的思辨能力与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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