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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是彻底的理论，就愈能抓住人。
而前述的史观，在理论上则是相对苍白得多了。
甚至较之于西方其他历史哲学家的理论，也是如此。
例如，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则把人类文明当做研究单位，生存困境对人类是一种挑战，而文明则产生于人类生存困境的应战中，历史就是在挑战与应战中发展的，并据此有力地提出了“文化形态史观”
。
科林伍德则认为历史是人们心灵中重温往事的一门学科，史家惟有在历史事件背后的精神活动中，在自身经验范围内对过去的反思，才可能发现文化和文明的重要类型及动力关系。
孔德以他的实证主义，提出了历史哲学的原则——三个阶段的规律：神学一玄学一科学。
用克罗齐的话来说，他的历史观则是把历史和思想活动本身等同起来，思想活动永远兼是析学和历史。
这里，我们只是随意挑拣几位出来加以说明，就可以明显看出两者的区别。
所以，唯物史观在今天的中国获得的多少名义上与事实上的胜利，则不难理解。
早在世纪初，李大钊先生便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就指出：
东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点，即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是也。
……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
一口气写了14个对立，固然有点少年意气，挥斥方遒的味道，却也多多少少触及了中西文化之间的重大区别，振啧发聋，石破惊天。
反传统就是需要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就需要这种敢于推向极端的深刻与犀利。
人们不难想象“五四”
时期那种敢作敢为，开放豁达的精神。
为了求得民族的复兴与解放，如何义无反顾地走向断头台——李大钊就是这么做的，在这之前，戊戌变法及辛亥革命，谭嗣同、秋瑾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也是这么做的。
“我自横刀向天笑”
，他们体现出了何等一种冲天的历史主动精神。
现在，没有人不承认，作为东方的文化，是在我国绵延达三千多年之久的一种相当稳定的文化形态，纵然经外来文化的多次冲击，总是最后又“依然故我”
，如同我国古代沿袭下来的玩具不倒翁一样，它的重心太下，太沉了。
所谓“主静”
，则正是这种“稳态”
的表现。
也就在这种文化里，中国人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历史观，一种形而上学的、缺乏进取精神的历史观。
天人关系，便是中国的自然哲学——历史哲学的核心论题。
所谓历史学发达，也就是这么回事：把“天人”
与“古今”
融合在一起，“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
孔子作春秋，上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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