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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发人深思的是，正是在存在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一门新学科——未来学正在兴起。
罗马俱乐部的报告，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
说等等，日趋向前发展。
我们不必在这里对未来学多加描绘，但它至少说明了这一点，人类的历史发展进人了“目的性”
阶段，或者说可以对历史作出选择了。
摆脱了“人为物役”
的异己力量的制约。
当然，这种选择还不是最终阶段，但多少比过去多了极大的自由度。
人不再为温饱而忙碌，不再为物质财富操心，也才有精神的自由境界，才有纯粹的情感存在，才能充分发挥他的智慧——大脑的潜能。
而今，为世所累者可谓是百分之百，庄子早就看出了这种不幸，才呼唤“不物于物”
。
而他在那个时代是无法实现的。
所以他才高喊“归朴自然”
，如同后来的启蒙主义者卢梭等人一样。
只有来个否定之否定，当社会的物质财富达到了不需让人操心的丰足，人才可能充分考虑自己的情感需要、主观趋求，才会按照美的观念去构造未来的世界，“得至美而游乎至乐”
。
我们不妨把这称为美学史观。
历史这才是艺术，才是自由，才是美！
且慢！
在中国，由于我们的文化传统不同，如果过早地提出这种史观，也就是说，不等社会的物质财富积累到上面所说到的丰足的程度，便过早沉酒于文化与道德的陶冶，这势必又会逆转到了原来的伦理社会。
李白也早在诗中讽刺过儒家文化，历来对经济是束手无策的，他在（嘲鲁儒）中写道：“鲁史读五经，白发死章句，回以经济策，茫茫堕烟雾。”
大一统的“计划”
，无非是把一种不切实际的主观理想强加于社会经济，结果只会对经济起到破坏作用。
不讲经济规律，无视商品经济背后那只“看不见的手”
，这便有了过去二十多年惨痛的历史教训。
当然，更不能把这描绘为“礼治”
社会。
礼与美是不可以画等号的，但古代中国却常常把这画上等号。
前者在中国人的伦理观上看，是否定功利、不包含功利的，所谓“贵义贱利”
便是这个意义，它形成了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意识中的深层沉积。
其实，对伦理史观而言，它表面上否弃功利，实际上却包含有极端狭隘的——只维护一人、一家、一族的统治与利益，所谓“舍身取义”
，不就是为的君主之义么？“文革”
中更推向极端，狠斗“私”
字一闪念、“斗私批修”
、“穷过渡”
，以社会政治伦理道德取消任何个性、情感，从唯物史观的初级阶段倒退回伦理史观阶段，所谓的“至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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