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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古代社会末世：“道济天下之溺”
的韩愈及其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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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进人晚唐，被外来文化“激活”
的欣欣向荣的气象已不复存在，各种消极因素纷纷滋长，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由鼎盛而走向了没落。
政治动乱、国家分裂、篡权就君、纲纪败坏、战火不熄，几乎近百年间，分出了不少国家，更迭了好些朝代——’这便是以“乱”
著称的五代十国。
君臣、父子的宗法伦理关系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赢弱的宋王朝建立后，其国家政治状况已远不如汉、唐了。
为了巩固大一统的局面，维护其王朝的稳定，宋太祖不得不乞怜于伦理纲常秩序的重建，以加强思想上的控制。
于是，中国社会进人了被称之为“务实”
的“后儒”
社会。
显而易见，仅限于君臣、父子伦理关系，已不足以控制整个社会了，何况玄、佛两家的本体论，已对这种关系予以了极大的冲击，几欲陷于崩溃。
所以，伦理史观或道德哲学——历史哲学，不足以适应这么一个“务实”
的后儒社会。
要进一步强化皇权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统治，就得对只注重伦理实践的前期儒学或伦理史观加以改造与熔铸，使其上升到理性的高度。
于是，实用理性史观或实用理性——历史哲学，便在这一背景下产生了。
有人说，自先秦以来，中国就存在这种实用理性主义思想，这话不假。
《老子》一书，满可以视为“君人南面之术”
。
但是，把实用理性引人历史哲学之中，这毕竟是“后儒社会”
的事了。
在“罢默百家，独尊儒术”
的伦理社会中，以孝为先，恐怕更重的是伦理秩序与历史的关联，而到了宋代，已感到这种伦理秩序不足以维系皇权统治，实用理性才正式占了上风。
儒家，历来是重于伦理实践而疏于哲学上的论证的，也就是说，它缺乏一个理性的提炼或升华。
董仲舒的“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
等都没有理性的内容，更谈不上精巧的哲学思辨。
作为实用理性初期阶段的宋代道学，则是以儒家的纲常伦理为核心，以精致的哲学思辨为理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它立足于伦理实践内容，吸收了佛、玄（或老庄）的思想营养，开始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正是这一实用理性，对儒、释、道三家进行了全面的改造及认真的扬弃，它吸收了释、道的哲学思辨，却把不可捉摸、不可言传的“空无”
之道，变成了统摄人伦物理的“实有”
之道，使伦理纲常有了强烈的思辨色彩；它又把所谓礼义名教抬高为先天存在的“天理”
、宗法道德上升为天性，促使人“格物穷理”
，作为理性求知的内容，甚至宗教修持“止观”
、“定慧”
都变成了“主敬”
、“立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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