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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传即历史”
者,其说然耳附否耶?罗素曾言:“一部世界史,试将其中十余人抽出,恐局面或将全变”
。
此论吾侨不能不认为确含一部分真理。
世界者何?豪杰而已矣,舍牵杰则无世界。
((自由书·豪杰之公脑))
其在古代,政治之污隆,系于一帝王;教学之兴废,系于一宗师。
他似乎是主张英雄创造历史了,但他又说:
文化愈低度,则“历史的人格者”
之位置,愈为少数所垄断;愈进化,则其数量愈扩大。
所以,他又认为,“英雄固能造时势”
,可是,“时势亦能造英雄”
,“英雄与时势,互相为因,互相为果”
((自由书·英雄与时势))。
“豪杰者,服公理者也,达时势者也”
((自由书·豪杰之公脑))。
但归根结底,他还是认为:
所谓大人物之言动,必与此社会心理发生因果联系者,始能成为史迹。
((中国历史研究法》)
他对英雄史观毕竟是偏袒的,这在当时亦无可厚非,得让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走上历史舞台,而且在“时势造英雄”
上,他还说上了几句话,并没绝对化。
在“心力”
、“人心”
创造历史这点上,他倒是可以称为中国狭义的历史哲学的真正代表人物了,而作为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历史观,是不会承认帝王将相为历史主体的封建史学的,它需要有自己的英雄人物。
所以,他在(新史学)中指出:
善为史者,以人物为历史之材料,不闻以历史为人物之画像;以人物为时代之代表,不闻以时代为人物之附属。
在《中国史叙论》中说:
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学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兴亡降替,虽名为国史,不过一人一家之语谍,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相互之关系。
他强调种族、地理、文化方面的因素,而并不着重于一姓的兴衰、英雄的成败。
地理与文化传统的关系,他也似黑格尔一般加以了描述,例如,他说北方立国,“为外界之现象所风动、所熏染,其规模常宏远,其局势常壮阔,其气魄常磅礴、英鹜、有俊鹊盘云,横绝朔漠之概”
。
而南方立国,“为外界之现象所风动,所熏染,其规模常绮丽,其局势常清隐,其气魄常文弱,有月明画舫,缓歌漫舞之规”
((中国地理大势论))。
文化更是如此:“吾国学派至春秋战国间而至盛。
孔墨之在北,老庄之在南,商韩之在西,管邹之在东,或重实行,或毗理想,或至峻刻,或崇虚无,其现象与地理一一相应。”
(《中国地理大势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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