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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前进，新时期文学作为“五四”
运动之后又一个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扬弃的浪头，就很难超过原来的幅度，而对“五四”
进行反动的逆流，就有可能再度吞没“五四”
及新时期革新的成果。
谁都知道传统文化顽强的再生能力，儒家正统文化从来也没出现过断裂，只有过**及低潮：显性与隐性时期。
我这里不是指传统文化优秀的一面，而是指其作为历史惰力的一面。
自明、清以来，多少思想家想奋力打破“万马齐暗究可哀”
的局面，可绵延了儿百年，可谓收效不大，动不动便卷土重来，变本加厉——作为其恶劣及反动的一面。
这是不乏先例的，明代有过，清代更不胜枚举，连辛亥革命成功后，也出现过两度称帝及复辟，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及（祝福）等名篇，都深刻地揭示了这种根深蒂固的旧文化的凶残性。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十年“文革”
，更集中地反映了旧文化对我们民族造成的深重灾难，虽然“文革”
本身是打着反传统的、极端革命的口号——可怕的正是在这里，今后，难道不可能会有人再度以革命的招牌，行复辟封建专制、大搞法西斯政治之实么？“文革”
是一面历史的镜子，对它的探究须得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努力，任何历史的反常，都同样包含着更深刻的正常在内，也就是说，带有更值得人们探究的、又尚未让人所知的必然性。
对反常的研究，本身就是一种进步，如同在科学当中，相对论的产生，恰巧是因为对牛顿经典力学的反常现象研究的结果，空间的弯曲，光的弯曲，这在经典力学中是不可思议的。
只有反常，才能使研究延伸与扩展，达到新的高度与深度，抛弃过去自以为正常的框架，找出新的、更合乎科学的正常来。
把反常的摄动描绘为正常与必然，这便是历史研究深化与前进的标志。
如果只满足于说其是反常，或者孤立地去研究其反常的偶然性，哪怕再精确、细微，也只能导致悲剧，这如同用牛顿力学去说明弯曲空间一般。
惟有反常，才能更深刻地揭示出其本身发展的内在规律来。
永远的正常是不可能的，也是毫无意义的。
所以，这就更需要我们对历史作出更加填密、科学的研究了。
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中，在谈到黑格尔在历史研究中的贡献时，是这么说的：
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
形式尽管是那么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紧地平行着，而后者按他的本意只是前者的验证。
真正的关系因此颠倒了，头脚倒置了，可是实在的内容却到处渗透到哲学中；何况黑格尔不同于他的门徒，他不像他们那样以无知自紊，而是所有时代中最有学问的人物之一。
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尽管他的历史哲学中的许多东西现在在我们看来十分古怪，如果把他的前辈，甚至把那些在他以后敢于对历史作总的思考的人同他相比，他的基本观点的宏伟，就是在今天也还是值得钦佩。
在（现象学》、（美学）、《哲学史》中，到处贯穿着这种宏伟的历史观，到处是历史地、在同历史的一定的（虽然是抽象地歪曲了的）联系中来处理材料的。
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这里的核心是“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
，凭此，黑格尔建立了他可以称之为体系的历史哲学。
在他的《历史哲学）中，虽然对中国怀有很深的偏见，却仍在东方世界一章内，专门阐释了中国人的历史观，这点，我们业已引用过了。
回过头来，我们看看自己。
不能说，在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家”
的著述中，没有独特的历史观存在，有的而且比比皆是。
至于是否称得上历史哲学，当然又是另一回事。
但是，正因为文、史、哲不分家，所以，在中国古代而言，是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纯粹的哲学著作，在文学与历史著作中，却充满了哲学精神的。
所以，哲学思想总是寓于文论与史著当中，没有称得上历史哲学的，但也没有脱离历史的哲学存在。
因此，发掘历史著作中的哲学思想，创立一个中国的历史哲学的系统，也不见得是个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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