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一秒记住【热天中文网】地址：https://www.rtzw.net
为民族的精神支柱，把“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
的学问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一刻不可掉以轻心，别的事再糊涂也无所谓。
无论是儒家、法家，都这样要求无条件地履行伦理义务，把它强调为先验的、普遍的与绝对的，是完全不可悖逆的。
它既是理性的，又不离开感性。
取代了自然——历史哲学之后，伦理史观就这样把个体与类，将人与社会结合在一起，用血缘纽带构造了人的群体，强调了人对宗族与国家的义务。
群体取代了自然的历史作用，但这种宗法的集体主义，绝对不是强调所有人创造历史的权利，恰巧是抹杀了人民在创造历史中的作用，以群体之上的“圣人”
的意志来书写历史。
为何一部中国古代史，往往写成帝王将相史，这岂不从中窥到某些奥秘了么？
当然，在这种伦理史观的统治下，老百姓断无历史的主动精神，群体的意志绝大多数时间内只归于圣人的意志。
所以，自伦理史观而衍生出英雄史观、泛神史观，是一点也不足为怪的。
我们完全可以说，这种在中国古代社会产生的伦理道德，很早便以一种历史的力量存在下来，并维持下去。
孔子重“道德教化”
，正是让其作为一种历史力量，使人们形成信念、习惯与传统，对社会产生作用。
同样，在出现外力的冲击下，这种以宗法血缘关系为“‘根”
的伦理道德，则又强化了民族自身的内聚力，保持了自己的文化传统……
它是历史的动力，又是历史的惰力。
其实，任何事物都存在这种两面性，一旦它凝固下来，便走向了反面。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东方世界·中国）中就已经看到了这一点。
在伦理的拘束下，“自然界对人类的一切关系，主观情绪的一切要求，都完全被抹杀、漠视”
。
所以“实体的东西”
以道德的身份出现，因此，它的统治并不是个人的识见，而是君主的专制政体。
（黑格尔：《历史哲学》，第130-131页，上海书店，2001.）
黑格尔是不同意莱布尼茨的观点的，也许所在的时代不同，所依据的观点不一样。
莱布尼茨自然是以中世纪的欧洲与中国相比的，他在《致德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哲学》中说：
中国是一个大国，它在版图上不次于文明的欧洲，并在人数上和国家治理上远胜于文明的欧洲。
在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有一个极其令人赞佩的道德，再加上有一个哲学学说，或者有一个自然神论，因其古老而受到草敬，这种哲学学说或自然神论是从约三千年以来建立的，并且富有权威，远在希腊人的哲学很久很久以前。
（泰家蟋：《德国哲学家论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9.3.）
两种目光，得到两种不同的结论。
伦理学发源的治国之道，便就是“仁政王道”
，是“不忍人之政”
。
孟子就是这么“推己及人”
，他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天下可运于掌。”
董仲舒更从伦理观上阐发出了历史发展的图式：“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章继续阅读！若浏览器显示没有新章节了，请尝试点击右上角↗️或右下角↘️的菜单，退出阅读模式即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