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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君在其个人而言，并不见得就绝对是人们头脑中已形成的模式，秦始皇不也千古争议不休么？
艺术产生乌托邦，所以，也只有在根除异化之后，乌托邦思想才会消失。
而乌托邦的推行，本身就在加剧异化——以个人的意志扭曲整个的群体。
这也许是悖论：一方面，乌托邦出于道德或审美观念的幻化，是对异化的一种杭辩；但另一方面，它却在造成更大的异化。
章太炎可以说是一个例证，他从道德批判人手，推崇的更是“他律”
的宗教道德，最后则是乌托邦的幻灭，复古读经去矣，也异化成了故纸堆。
这还算好的，因为他前期的民主启蒙影响要远远大于他躲人斗室后的影响。
可是，假如他以他的道德批判来执政的话，结局会怎样呢？
自律的道德变成他律，尤其变成强加于社会的他律之后，我们所能得到的，只能是反乌托邦。
任何远离今天的历史的构想，总是会出现歧异，因为历史总归不断有新的因素掺人，不断有新的显性因子出现，于是，死硬按照旧的构想去办并急于求成，只能造成残酷的后果，这便是一切乌托邦的必然归宿，我想，人们愈来愈会看清这一点。
充分尊重现实的选择性、可行性，这才有清醒的认识，一切历史均在今天。
历史不会纵容超前意识无制约地发挥。
历史是再现实不过的了，来不得半点浪漫色彩——无论是古典的浪漫主义或是未来派的浪漫主义。
尔曹身与名俱灭，
不废江河万古流。
个人与艺术、历史，均在其中了。
但历史又是一门艺术。
我们从历史学家的著作中，远远不可能得到诸如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巴尔扎克、雨果、曹雪芹、托尔斯泰、妥斯陀耶夫斯基所提供的历史意识及历史画面。
形象大于逻辑、形象大于思维——文学，在这个意义上，堪称历史的全息摄影。
人们从上述艺术家的巨著中，得到的政治学、经济学、统计学……要比他们的时代的历史学家们提供的要高得多。
因此，历史学家们往往更需要艺术的精神，正如伟大的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也不认为自己已对所描绘的时代作了科学的描绘，却毫不含糊地声称：历史学是一切科学中最不科学的学问，并说：
我在历史上所构筑的，并不是批判或沉思的结果，而是力图填补观察资料中的空白的想象的结果。
对我来说，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诗；它是一系列最美最生动的篇章。
（转引自卡西尔：《人论》，第258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既然是艺术，它就不仅有认识价值而且应有审美价值了。
因此，关于历史哲学与价值范畴之间内在的、紧密的关系，就得加以研究与发掘——这又是一个新的课题。
无疑地，它更是一个当代的课题。
是当代史学这一美学发展中的必然结果。
事实上，从道德一功利一审美价值的嫂变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个轨迹。
可惜，我们不可能在这么紧迫的篇幅中展开对这个问题的探索了。
历史学家受制于严格的求实规则中，也决不仅有枯燥的科学论证，而处处闪烁出诗人的精神来。
历史作为艺术这个命题，正如我们所知，是早已在古希腊时提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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