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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史诗的时代，历史被当做艺术的一个分支。
那个时代这么做，自然有它的理由。
历史是与诗相提并论的，历史就是诗。
直到19世纪初，英国历史学家麦考莱仍这么说：“历史，在它的圆满理想的境界，至少是一种诗和哲学的合成品，它通过特定人物和特定事件的生动描述将一般真相印人人心。”
而在中国，史官一直被置于很高的地位上，历史从一开始就带有浓烈的“官味”
。
因此，它是谈不上是艺术的，尽管文、史、哲不曾分家。
可以说，那时，历史是被统摄于伦理之下的，是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的伦理秩序服务的，有如一位板着脸的、毫无感情的老头子，要统治后世，决定后世；犹如一位正儿八经的大家长，被赋予一种很高的权利，因此，它不苟言笑，不为**所左右，永远那么冷漠、严峻、威慑着一切。
历史不是诗，而是伦理学的奴仆，因而不会有诗情。
当然，这个时代如此做，也有其充足的理由，何况这是一个没有史诗的时代呢？一个没有温情的正统的大家庭呢？
对于西方而言，历史作为艺术，受到了实证主义史学的“独立运动”
的否定，历史被描绘成“不折不扣的科学”
，弄得枯燥乏味，思想苍白，丧失了正视生活、迎接现实挑战的能力。
这时的历史，或多或少已与中国过去的历史接近了，实际上没了历史，只有考据学，只有史料的堆砌、数据的积累了。
于是来了个否定之否定，人们又重新检起了古典时代的论题：历史是一门艺术——但首先强调的是艺术的认识价值、实践功能，强调历史使人们回忆过去，教育与启迪人的心智，激发热情与志气，并以此与实证主义史学相对抗。
也只有超越出功利价值之后，历史才呈现出它的审美价值来。
而对于中国而言，在以伦理否定审美、取消审美的可悲做法（如“文艺为政治服务”
等论调）被怀疑之余，历史作为一门艺术的论题，更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它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学的领域，并且引导我们真正从历史走向未来。
卡西尔在《人论》中说的是：
诗歌不是对自然的单纯幕仿；历史不是对僵死事实或事件的叙述。
历史学与诗歌乃是我们认识自我的一种研究方法，是建筑我们人类世界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
（卡西尔：《人论》，第262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把历史与诗等同起来，势必引导向对审美价值的激赏或重视。
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不带有艺术成分是不可思议的，同样，一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不包含艺术的**更不可思议——尤其在人们不再为物质世界所累之际。
因此，我们提出历史的审美价值之际，不正是反映了历史的伟大进步么？历史性的变化正决定着人类未来的命运——那无论如何也应该是属于审美的世界。
只是，我们是否讲得太早了，太粗略了。
这已经超出当今的历史了，它尚未、也不可能得到认真的验证。
那就说到这里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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