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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高中时，由于“批林批孔”
的需要，新教材中将秦始皇焚书坑儒说成是为了统一度量衡，实现全国统一。
这类服务于当时政治的观点，自然难以在日后成为主流学说。
然而，秦始皇一统中华之伟业，总是被其暴君形象所掩盖。
追究起来，显然是由于“焚书坑儒”
伤害了太多读书人，以至于千年之后还得不到原谅，因为，唯有文化才能深入骨髓，而代代相传不可磨灭。
其实，只要稍稍留意，就能发现“屠蜀”
之罪名是不可以记在张献忠名下。
正像前几年曾经流行过一个小笑话，说是某某报纸上的内容，除了日期是真的以外，连天气预报都是假的。
在所有史书中，编年史是最真实的。
也正是编年史告诉后人，明末清初时期的四川，从一六四四年张献忠领兵入川，到一六八○年清军入川平定吴三桂叛乱，在连绵三十七年的战乱中，张献忠只存在了最初的短短三年，一六四六年，清王朝即宣布张献忠已死。
同样是史书记载的：“民贼相混，玉石难分。
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
一六四九年的这份屠城公告却是由清王朝颁布的。
丝毫不是忽发奇想：如果张献忠没有集体屠杀那么多的秀才、举人和进士，后来的一代代读书人会不会对他手下留情？就像后来太平天国时期，如果杨秀清不是将一个接一个的女才人强行纳做小老婆，他在各种书籍中的个人形象会不会要改善许多？
需要商榷的是，上过私塾的张献忠，是读过书的种田人，还是种田人读过一些书，或者根本就是由种田人变成了读书人？如果只是读过私塾，而没有考中秀才或者举人，就算不得读书人，传说中诸如董永之流的寒窑苦读，就应该也是种田人，而不是天界下来的仙女口口声声所歌唱的书生了。
不久之前，有机会去了一趟四川阆中，果然是行千里路如同读万卷书，若不去哪会晓得，当年“三国演义”
时坐镇阆中重镇的所谓“莽张飞”
，原来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读书人。
这也印证了个人的日常经验：真的是“粗人”
，无论有多么好的机会，到底还是要落在“粗人”
的基础上过一生。
若想统领万马千军，却不知文理兵法，那只能是痴人说梦。
迄今为止，历史上大规模的乡村暴动，实际上都是由读书人所策动的。
从写得一首千古传唱的“**诗”
的黄巢，到张献忠之后的洪秀全，究其领袖与骨干，莫不是能说会道，敢思敢想的乡土精英。
假如因为他们领导一批没有读过书的人闹暴动，就不把他们当成读书人，假如因为他们领着一批农民闹暴动，就非要将他们也当作农民，那些关于乡村的真相，也许永远也不会被人知晓。
所以，纵观历史，但凡有大规模的罪恶出现，手到擒来同时也最容易使人信服的替罪羔羊，往往就是“农民”
。
一个没有故乡的人，在城市与乡村的边缘行走，这样的角色与身份，让我更加重视所感受到的每个细节。
那一次，离开阆中之后，一行人转道去到大邑。
那天早上觉得有些肚子疼，整个上午都在当地一家民间博物馆里转来转去，有些东西多年不见了，特别是见到两只凤凰琴时，一种东西猛地撞击心头，立刻生出别样滋味。
午后去刘文彩的庄园看了看，还是因为肚子疼，所以落在众人后面。
却不料因此，遇上八十多岁的彭伯群，老人是崇州市中医院副主任医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当年他在刘文彩捐资修建造的安仁中学读书。
老人第一次见刘文彩是在开学典礼上。
刘文彩上来讲话时说，各位教长、各位教师、各位男同学、各位女同学，我姓刘，大家都叫我刘老五。
老人谈起刘文彩时格外深情，说他是个好人，大好人，做了太多的善事。
他喜欢学校，因为他自己只读过三年私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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