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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代不可或缺的诗人杨长才和朱镕基，一位代表着用河流一样的坚韧与沉静展示出乡土山水中最深的底蕴；一位代表着河流一样的**与果敢，爆发出山水乡土中最强的力量，要用钢铁给这片海拔多在两千米以上的山山岭岭铺陈出一条诗歌之路。
一条河的死生除了天籁谁也作不了主。
乌蒙山上唯一作为口粮的洋芋成就一条铁路的命定，是后来发生的。
火车一响，黄金万两，这是所有梦想之中，最为富有的一种。
透过公开的资料，如那位叫杨长才的彝族汉子一样不断在命运中挣扎的乌蒙山铁路之梦，始于一八九八年英国人戴维斯的踏勘；一九○五年，滇省官商着手筹建；一九○九年，清朝政府正式勘察，后因辛亥革命爆发而停止；一九一七年，北洋军政府刚刚开始考察，又因军阀混战而再次停止；一九二三年，国民政府也曾谋划过，其后来决定改建公路，实因工程浩大，且国共两党内战愈演愈烈，国力不济下的不得已而为之。
等到一方溃颓，一方辉煌之际，这铁路在地理上也变明晰了许多。
到底是用钢铁来铺，比不了河流的畅快，一九六二年共产国际内部论战升级，苏联专家突然撤离，铁之路到底还是没有走近乌蒙山中的河流。
一条路，一条以钢铁作为筋骨的路，最初的命运是在无可奈何之中经受着战争的挥霍。
当年的抗日战争，迫使交通阻滞的大西南成为战略后方，为便于军运，川滇铁路终于闪现出历史中第一次辉煌。
可惜仓促之中建成的从昆明到沾益的一百七十三公里路线，只维持到一九四八年前后就被彻底废弃。
到了一九六四年八月，美国第七舰队一百二十五艘军舰、六百余架飞机开进北部湾，明里扬言，暗中使招，都是为了要教训中国。
这一次毛泽东暂时放弃对诗歌的酷好，直截了当地说：要准备打仗，准备大打，准备打常规战争，也要准备打核战争！
为了更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意志，毛泽东甚至还用上更加直白的语言：“铁路修不好，我睡不好觉，没有钱，把我的工资拿出来，没有路，骑毛驴去，没有铁轨，把沿海铁路拆下来，一定要把成昆铁路打通。”
不需要诗的时候，最有影响的语言是命令。
一条比梦想更长的铁路就这样在与迫在眉睫的战争赛跑中突然变成了现实。
只是对乌蒙山来说，一千零八十三点三公里长的成昆铁路，全部建筑在最方便战争机器运转的别处。
虽然战争造就的那条铁路同样堪称世界奇迹，那些如《高尔基土豆》一样的诗文反而更有理由表达自己的悲怆。
在乡土最底层里滋养着极贫极困日子的洋芋，注定要等到只会用灵魂与血肉赋诗的两位诗人相逢，才能了却这整整一百年的大梦。
回到我所居住的城市后，某一天，在一个聚会上与诗人刘益善谈起彝良和昭通，谈起我对《高尔基土豆》的创意。
慢慢地，终于说到一九九六年情人节那天的遗憾。
刘益善突然将声音提高好几倍，用那毫无诗意的语气直截了当地表示，当年两份青年报上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消息，其中因为妻子丢了家中仅有的两角钱，而被丈夫剁掉两根手指的惨痛事故，就发生在昭通。
我惊愕于刘益善的肯定，就在他所说的昨天，因为要写一段文字，他还将这件被岁月尘封的往事从日记中找了出来，像我一样，久久地对着那绝难相信的真实再一次惊愕。
我是在这大梦成真之后的第四年来到昭通，来到依旧不改高寒的乌蒙山区。
怀想当年毛泽东之诗歌豪情之后，反而是忧郁重重压在心头。
穿越云贵界河进入彝良县境的那条简易公路，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修筑的一条施工便道，目的是方便建筑那条由苏联人规划的百年大梦一样的铁路。
在一些湍急河流的悬崖绝壁上，至今还能看到当年没有铺上铁轨的路基残骸。
偶尔还能在山水道路最险要之处，遇上一座座连野兽都不愿藏身的隧道。
那种孤独与孤单，犹如人在伤了一只眼睛后，残存的另一只眼睛，会用双倍力气将所打量的东西盯得隐隐作痛。
对铁路的梦想与抱怨经过多年生长，已经成了这遗迹上弥漫着的春花秋叶，接受和不接受都是这些了。
只要是种子，哪怕被抛弃也会生根发。
毕竟是火车一响黄金万两的痕迹，被铁路抛弃的彝良，收拾起历史慷慨弃之的施工便道，一年接一年地爱护成自己的交通动脉。
从格闹河升起来的黄昏，爬上了一处分水岭一样的高山。
司机主动说这儿离县城还有三十公里。
越野车走了一个小时，前方出现一个小镇，我们以为目的地到了，司机却说还有二十二公里。
以越野车的良好性能，时速也只有八公里，除了沉默不语，实在无法再对这道路说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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