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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弱势群体缺乏正常的利益表达机制，他们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声音就会越来越微弱；如果他们的利益受损又找不到正常的表达形式，就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很显然，高等教育评估之所以问题重重，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与民意表达不充分、多元利益得不到体现有直接的联系。
三、评估主体之间、主客体之间缺乏沟通
在高等教育评估中，政府各部门整合不畅。
横向上，严格的分工造成了部门之间“壁垒森严”
，难以沟通合作；纵向上，组织内部层层授权，下级只能对上级负责，整个系统呈现出“金字塔式”
结构。
林登将其归纳为一种高度分散的隔离组织，包括部门之间的隔离、部门和职员的隔离、机构和顾客的隔离以及机构和供应商的隔离。
[7]在高等教育评估中，这种部门间的隔离和干扰直接导致某些评估政策执行不力。
评估本应该只是教育的事，是教育部和大学之间的事，但是很多地方政府却很关注，把其看成是和地方政府政绩相关的工程，因此，在高校评估过程中，经常会有地方政府官员出席，给评估小组带来了无形的压力。
为应对这种现象，教育部还专门在发布的文件中明确提出，不准地方政府、官员出席，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文件出台一个星期后，安徽某大学的评估现场，地方政府官员置教育部文件于不顾，再一次现身。
教育部文件的权威性和严肃性**然无存。
为什么地方政府领导这么关心此事呢，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学校都是省属院校，学校评得好坏，和他们的政绩直接相关。
如果正常的关注也好，但是这种明文禁止，却还违反，给评估者带来一定压力的做法就非常不妥了。
这种现象在高等教育评估领域并不是少数，有些学校在评估期间把很有声望的名誉校长搬了出来。
还有些学校则干脆由省级领导出面，帮助找客观理由，对评估小组施压。
[8]这些都会使评估结果失真，使评估失去其真正的意义和价值。
四、评估中的主客体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
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理性主义、科层制特征明显。
理性主义的极端化和对人性的损害导致了人的异化。
而且，科层制犹如一只巨大的铁笼，将人固定在其中，压抑了人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使人成为一种附属品，只会机械地例行公事。
科层制的创立是从纯管理、纯技术的角度出发，强调组织活动的理性化和程序化，人的价值观念、道德意志在行政活动中的作用被忽视。
久而久之，人的个性逐渐丧失成为“没有精神的专家，没有感情的享乐人”
。
[9]高等教育评估中，评估各方被理性主义和科层制所左右，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
正因如此，我们评估倡导的“从要我评，变为我要评”
的理想一直没有完全实现，被评学校还是更多地体现为被动应付。
另外，政府评估组织和评估专家组也缺乏创造性，不能提供满意的评估方案和评估方式。
五、对评估中的违法、违规行为监督、惩处不力
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的公共选择学派认为，官僚自身的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存在着矛盾，官僚集团往往会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来最大限度地增加个人利益。
官员们经常会为了自我利益而置国家法律政策于不顾，做出违法乱纪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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