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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诸侯币帛饔飧，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
。
然则赋税的渐增，确亦出于事不获已。
倘使当时的诸侯大夫，能审察情势，开辟利源，或增设新税，或就旧税之无害于人民者而增加其税额，原亦不足为病。
无如当时的诸侯大夫，多数是不察情势，不顾人民的能否负担，而一味横征暴敛。
于是田租则超过十一之额，而且有如鲁国的履亩而税（见《春秋》宣公十五年。
此因人民不尽力于公田，所以税其私田），井田制度破坏尽了。
力役亦加多日数，且不依时令，致妨害人民的生业。
此等证据，更其举不胜举。
无怪乎当时的仁人君子，都要痛心疾首了。
然这还不算最恶的税。
最恶的税是一种无名的赋。
古书中赋字有两义：一是上文所述的军赋，这是正当的。
还有一种则是不论什么东西，都随时责之于民。
所以《管子》说：“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
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
（《国蓄篇》）“轻”
就是价贱，“重”
就是价贵。
在上者需用某物，不管人民的有无，下令责其交纳，人民只得求之于市，其物的价格就腾贵，商人就要因此剥削平民了。
《管子》又说：以室庑籍，以六畜籍，以田亩籍，以正人籍，以正户籍。
“籍”
即是取之之意。
以室庑籍，当谓按户摊派。
以田亩籍，则按田摊派。
正人、正户，当系别于穷困疲羸的人户而言。
六畜，谓畜有六畜之家，当较不养者为富（《山权数》云：“若岁凶旱水泆，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
此以家无孳畜为贫穷的证据），所以以之为摊派的标准。
其苛细可谓已甚了。
古代的封君，就是后世乡曲的地主。
后世乡曲的地主，需要什么东西，都取之于佃户的，何况古代的封君，兼有政治上的权力呢？无定时、无定物、无定数，这是最恶的税。
秦汉之世，去古未远，所以古代租税的系统，还觉分明。
汉代的田租，就是古代的税，其取之甚轻。
高祖时，十五税一。
文帝从晁错之说，令民入粟拜爵，十三年，遂全除田租。
至景帝十年，乃令民半出租，为三十而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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