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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银每户四两，二两收银，二两折收丝绢颜色。
这该是所以代户役的，然他役仍不能免。
户役变成赋税，而仍责令人民应役；杂税变成正税，而后来需用杂物，又随时敛取于民，这是历代的通病，正不独元朝为然。
明初的赋役，就立法言之，颇为整饬。
其制度的根本，是黄册和鱼鳞册两种册籍。
黄册以户为主，记各户所有的丁、粮（粮指所有的田），根据之以定赋役。
鱼鳞册以田为主，记其地形，地味及所在，而注明其属于何人。
黄册由里长管理，照例应有两本。
一本存县官处，一本存里长处，半年一换。
各户丁粮增减，里长应随时记入册内，半年交官，将存在官处的一本，收回改正。
其立法是很精明的。
但此等责任，是否里长所能尽？先是一个问题。
况且赋役是弊窦很多的。
一切恶势力，是否里长所能抗拒？里长是否即系此等黑幕中的一个人？亦是很难说的。
所以后来，两册都失实了。
明代的役法，分为力差和银差。
力差还是征收其劳力的，银差则取其实物及货币。
田税是有定额的，役法则向系量出为入。
后来凡有需要，即取之于民，谓之加派。
无定时，无定额，人民大困。
役法向来是按人户的等第，以定其轻重、免否的。
人户的等第，则根据丁口资产的多寡推定，是谓“人户物力”
。
其推定，是很难公平的。
因为有些财产，不能隐匿，而所值转微（如牛及农具、桑树等）；有些财产，易于隐匿，而所值转巨（如金帛等）。
况且人户的规避，吏胥的任意出入，以及索诈、受贿等，都在所不免。
历代讫无善策，以除其弊。
于是发生专论丁粮和兼论一切资产的问题。
论道理，自以兼论一切资产为公平。
论手续，却以专论丁粮为简便。
到底因为调查的手续太繁了，弊窦太多了，斟酌于两者之间，还是以牺牲理论的公平，而求手续的简便为有利，于是渐趋于专论丁粮之途。
加派之弊，不但在其所取之多，尤在于其无定额，无定时，使百姓无从预计。
于是有一条鞭之法。
总算一州县每一年所需用之数，按阖境的丁粮均摊。
自此以外，不得再有征收。
而其所谓丁者，并非实际的丁口，乃系通计一州县所有的丁额，摊派之于有田之家，谓之“丁随粮行”
。
明朝五年一均役，清朝三年一编审，后亦改为五年，所做的都系此项工作。
质而言之，乃因每隔几年，贫富的情形变换了，于是将丁额改派一次，和调查丁口，全不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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