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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玉死,军遂统于朝恩。
代宗时,吐蕃陷长安,代宗奔陕,朝恩以神策军扈从还京。
其后遂列为禁军,京西多为其防地。
德宗自奉天归,怀疑朝臣,以中官统其军。
其时边兵赏赐甚薄,而神策军颇为优厚,诸将遂多请遥隶神策军,军额扩充至十五万。
中官之势,遂不可制。
“自穆宗以来八世,而为宦官所立者七君。”
(《唐书·僖宗纪》赞语。
参看《廿二史札记·唐代宦官之祸》条)。
顺宗、文宗、昭宗皆以欲诛宦官,但或遭废杀,或见幽囚。
当时的宦官,已成非用兵力不能铲除之势。
然在宦官监制之下,朝廷又无从得有兵力(文宗时,郑注欲夺宦官之兵而败。
昭宗欲自练兵以除宦官而败)。
召外兵,则明知宦官除而政权将入除宦官者之手,所以其事始终无人敢为。
然相持至于唐末,卒不得不出于此一途。
于是宦官尽而唐亦为朱梁所篡了。
宦官之祸,是历代多有的,拥兵为患的,却只有唐朝(后汉末,蹇硕欲图握兵,旋为何进所杀)。
总之,政权根本之地,不可有拥兵自重的人,宦官亦不过其中之一罢了。
禁兵把持于内,藩镇偃蹇于外,唐朝的政局,终已不可收拾,遂分裂而为五代十国。
唐时的节度使,虽不听政府的命令,而亦不能节制其军队。
军队不满意于节度使,往往哗变而杀之,而别立一人。
政府无如之何,只得加以任命。
狡黠的人,遂运动军士,杀军帅而拥戴自己。
即其父子兄弟相继的,亦非厚加赏赐,以饵其军士不可。
凡此者,殆已成为通常之局。
所谓“地擅于将,将擅于兵”
。
五代十国,唯南平始终称王,余皆称帝,然论其实,则仍不过一节度使而已。
宋太祖黄袍加身,即系唐时拥立节度使的故事,其余证据,不必列举。
事势至此,固非大加整顿不可。
所以宋太祖务要削弱藩镇,而加强中央之兵。
宋朝的兵制,兵之种类有四:曰禁军,是为中央军,均属三衙;曰厢军,是为地方兵,属于诸州;曰乡兵,系民兵,仅保卫本地方,不出戍;曰番兵,则系异族团结为兵,而用乡兵之法的。
太祖用周世宗之策,将厢军之强者,悉升为禁军,其留为厢军者,不甚教阅,仅堪给役而已。
乡兵,番兵,本非国家正式的军队,可以弗论。
所以武力的重心,实在禁军。
全国须戍守的地方,乃遣禁军更番前往,谓之“番戍”
。
昔人议论宋朝兵制的,大都加以诋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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