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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以“约”
字断句，“法”
字再一读。
就是说六篇之法，只取三章，其余五篇多，都把它废掉了。
秦时的民不聊生，实由于政治太不安静。
专就法律立论，则由于当时的狱吏，自成一种风气，用法务取严酷。
和法律条文的多少，实在没有关系。
但此理是无从和群众说起的。
约法三章，余悉除去，在群众听起来，自然是欢欣鼓舞的了。
这事不过是一时收买人心之术，无足深论。
其事自亦不能持久。
所以《汉书·刑法志》说：天下既定，“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
。
萧何就把六篇之法恢复，且增益三篇；叔孙通又益以律所不及的旁章十八篇，共有二十七篇了。
当时的趋势，是（一）法律内容要扩充；（二）既扩充了，自应依条理系统，加以编纂，使其不至杂乱。
第一步，汉初已这么做了。
武帝时，政治上事务繁多，自然需要更多的法律。
于是张汤、赵禹又加增益，律共增至六十篇。
又当时的命令，用甲、乙、丙、丁编次，通称谓之“令甲”
，共有三百余篇。
再加以断事的成案，即当时所谓比，共有九百零六卷。
分量已经太多了，而编纂又极错乱。
“盗律有贼伤之例，贼律有盗章之文。”
引用既难，学者乃为之章句（章句二字，初指一种符号，后遂用以称注释，详见予所撰《章句论》。
商务印书馆本），共有十余家。
于是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言。
任何人不能遍览，奸吏因得上下其手，“所欲活者傅生议，所欲陷者予死比”
。
所以条理系统地编纂一部法典，实在是当时最紧要的事。
汉宣帝时，郑昌即创其议。
然终汉世，未能有成。
魏篡汉后，才命陈群等从事于此。
制成新律十八篇，未及颁行而亡。
晋代魏后，又命贾充等复加订定，共为二十篇。
于泰始四年，大赦天下颁行之，是为《晋律》。
泰始四年，为公元468年。
《晋律》大概是将汉朝的律、令、比等，删除复重，加以去取，依条理系统编纂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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