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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儒家学术的规模，是大体尚可考见的。
它有一种最高的理想，企图见之于人事。
这种理想，是有其哲学上的立足点的。
如何次第实行，亦定有一大体的方案。
儒家之道，具于六经。
六经之中，《诗》《书》《礼》《乐》乃古代大学的旧教科。
《易》《春秋》则为孔门最高之道所在。
《易》言原理，《春秋》言具体的方法，两者互相表里，所以说“《易》本隐以之显，《春秋》推见至隐”
。
儒家此等高义，既已隐晦。
其盛行于世，而大有裨益于中国社会的，乃在个人修养部分。
（一）在理智方面，其说最高的是中庸。
其要在审察环境的情形，随时随地，定一至当不易的办法。
此项至当不易的办法，是随时随地，必有其一，而亦只能有一的，所以贵择之精而守之坚。
（二）人之感情，与理智不能无冲突。
放纵感情，固然要撞出大祸，抑压感情，也终于要溃决的，所以又有礼乐，以陶冶其感情。
（三）无可如何之事，则劝人以安命。
在这一点，儒家亦颇有宗教家的精神。
（四）其待人之道，则为絜矩（两字见《大学》）。
消极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积极的则“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
。
我们该怎样待人，只要想一想，我们希望他怎样待我即得，这是何等简而赅。
怎样糊涂的人，对这话也可以懂得，而圣人行之，亦终身有所不能尽，这真是一个妙谛。
至于（五）性善之说，（六）义利之辨，（七）知言养气之功，则孟子发挥，最为透彻，亦于修养之功，有极大关系。
儒家之贻害于后世的，在于大同之义不传，所得的多是小康之义。
小康之世的社会组织，较后世为专制。
后人不知此为一时的组织，而认为天经地义，无可改变，欲强已进步的社会以就之，这等于以杞柳为杯棬，等于削足以适屦，所以引起纠纷。
而儒学盛行，遂成为功罪不相掩之局。
这只可说是后来的儒家不克负荷，怪不得创始的人。
但亦不能一定怪后来的任何人。
因儒学是在这种社会之中，逐渐发达的。
凡学术，固有变化社会之功，同时亦必受社会的影响，而其本身自起变化。
这亦是无可如何的事。
怎样说法家之学，是按切东周时代的情形立说的呢？这时候，最要紧的，是（一）裁抑贵族，以铲除封建势力；（二）富国强兵，以统一天下。
这两个条件，秦国行之，固未能全合乎理想，然在当时，毕竟是最能实行的，所以卒并天下。
致秦国于富强的，前有商鞅，后有李斯，都是治法家之学的。
法家之学的法字，是个大名。
细别起来，则治民者谓之法，裁抑贵族者谓之术（见《韩非子·定法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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