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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富国强兵之策，则最重要的，是一民于农战。
《商君书》发挥此理最透，而《管》《韩》两子中，亦有其理论。
法家是最主张审察现实，以定应付的方法的，所以最主张变法而反对守旧。
这确是法家的特色。
其学说之能最新，大约即得力于此。
以上所述五家，是先秦诸子中和中国的学术思想及整个的文化最有关系的。
虽亦有其高远的哲学，然其所想解决的，都是人事问题。
而人事问题，则以改良社会的组织为其基本。
粗读诸子之书，似乎所注重的，都是政治问题。
然古代的政治问题，不像后世单以维持秩序为主，而整个的社会问题，亦包括在内。
所以古人说政治，亦就是说社会。
诸家之学，并起争鸣，经过一个时期之后，总是要归于统一的。
统一的路线有两条：（一）淘汰其无用，而存留其有用的。
（二）将诸家之说，融合为一。
在战国时，诸家之说皆不行，只有法家之说，秦用之以并天下，已可说是切于时务的兴，而不切于时务的亡了。
但时异势殊，则学问的切于实用与否，亦随之而变。
天下统一，则需要与民休息，民生安定，则需要兴起教化。
这两者，是大家都会感觉到的。
秦始皇坑儒时说：“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
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
“兴太平”
指文学士言。
可见改正制度、兴起教化，始皇非无此志，不过天下初定，民心未服，不得不从事于镇压；又始皇对外，颇想立起一个开拓和防御的规模来，所以有所未遑罢了。
秦灭汉兴，此等积极的愿望，暂时无从说起。
最紧要的，是与民休息。
所以道家之学，一时甚盛。
然道家所谓无为而治，乃为正常的社会说法。
社会本来正常的，所以劝在上的人，不要领导其变化；且须镇压之，使不变化，这在事实上虽不可能，在理论上亦未必尽是，然尚能自成一说。
若汉时，则其社会久已变坏，一味因循，必且迁流更甚。
所以改正制度，兴起教化，在当时，是无人不以为急务的。
看贾谊、董仲舒的议论，便可明白。
文帝亦曾听公孙臣的话，有意于兴作。
后因新垣平诈觉，牵连作罢。
这自是文帝脑筋的糊涂，做事的因循，不能改变当时的事势。
到武帝，儒学遂终于兴起了。
儒学的兴起，是有其必然之势的，并非偶然之事。
因为改正制度、兴起教化，非儒家莫能为。
论者多以为武帝一人之功，这就错了。
武帝即位时，年仅十六，虽非昏愚之主，亦未闻其天亶夙成，成童未几，安知儒学为何事？所以与其说汉武帝提倡儒学，倒不如说儒学在当时自有兴盛之势，武帝特顺着潮流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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