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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的兴起，虽由社会情势的要求，然其得政治上的助力，确亦不少。
其中最紧要的，便是为五经博士置弟子。
所谓“设科射策，劝以官禄”
，自然来者就多了。
儒学最初起的，是《史记·儒林传》所说的八家：言《诗》：于鲁，自申培公；于齐，自辕固生；于燕，自韩太傅。
言《书》，自济南伏生。
言《礼》，自鲁高堂生。
言《易》，自菑川田生。
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
东汉立十四博士：《诗》齐、鲁、韩；《书》欧阳，大小夏侯；《礼》大小戴；《易》施、孟、梁丘、京；《春秋》严、颜（见《后汉书·儒林传》。
《诗》齐鲁韩下衍毛字），大体仍是这八家之学（唯京氏《易》最可疑）。
但是在当时，另有一种势力，足以促令学术变更。
那便是第五章所说：在当时，亟须改正的，是社会的经济制度。
要改正社会经济制度，必须平均地权，节制资本。
而在儒家，是只知道前一义的。
后者之说，实在法家。
当时儒家之学，业已成为一种权威，欲图改革，自以自托于儒家为便，儒家遂不得不广采异家之学以自助，于是有所谓古文之学。
读第五章所述，已可明白了。
但是学术的本身，亦有促令其自起变化的。
那便是由专门而趋于通学。
先秦学术，自其一方面论，可以说是最精的。
因为它各专一门，都有很高的见解。
自其又一方面说，亦可以说是最粗的。
因为它只知道一门，对于他人的立场，全不了解。
譬如墨子所主张，乃凶荒札丧的变礼，本不谓平世当然。
而荀子力驳他，说天下治好了，财之不足，不足为患，岂非无的放矢？理论可以信口说，事实上，是办不到只顾一方面的。
只顾一方面，一定行不通。
所以先秦时已有所谓杂家之学。
《汉志》说：杂家者流，出于议官。
可见国家的施政，不得不兼顾到各方面了。
情势如此，学术自然不得不受其影响，而渐趋于会通，古文之学初兴时，实系兼采异家之说，后来且自立新说，实亦受此趋势所驱使。
倘使当时的人，痛痛快快，说儒家旧说不够用了，我所以要兼采异说；儒家旧说，有所未安，我所以要别立新说，岂不直接？无如当时的思想和风气，不容如此。
于是一方面说儒家之学，别有古书，出于博士所传以外（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孔壁一案，参看第十六章），一方面，自己研究所得，硬说是某某所传（如《毛诗》与《小序》为一家言。
《小序》明明是卫宏等所作，而毛公之学，偏要自谓子夏所传），纠纷就来得多了。
流俗眩于今古文之名，以为今古文经，文字必大有异同，其实不然。
今古文经的异字，备见于《仪礼》郑《注》（从今文处，则出古文于注。
从古文处，则出今文于注），如古文位作立、仪作义、义作谊之类，于意义毫无关系。
他经度亦不过如此。
有何关系之可言？今古文经的异同，实不在经文而在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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