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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重要问题，略见于许慎的《五经异义》。
自大体言之：今文家说，都系师师相传。
古文家说，则自由研究所得。
不为古人的成说所囿，而自出心裁，从事研究，其方法似觉进步。
但（一）其成绩并不甚佳，又（二）今文家言，有传讹而无臆造。
传讹之说，略有其途径可寻，所以其说易于还原。
一经还原，即可见古说的真相（其未曾传讹的，自然更不必说）。
古文家言，则各人凭臆为说，其根源无可捉摸。
所以把经学当作古史的材料看，亦以今文家言价值较高。
然古学的流弊，亦可说仍自今学开之。
一种学术，当其与名利无关时，治其学者，都系无所为而为之，只求有得于己，不欲炫耀于人，其学自无甚流弊，到成为名利之途则不然。
治其学者，往往不知大体，而只斤斤计较于一枝一节之间。
甚或理不可通，穿凿立说。
或则广罗异说，以自炫其博。
引人走入旁门，反致抛荒正义。
从研究真理的立场上言，实于学术有害。
但流俗的人，偏喜其新奇，以为博学。
此等方法，遂成为哗众取宠之资。
汉代此等风气，由来甚早。
《汉书·夏侯胜传》说：“胜从父子建，师事胜及欧阳高，左右采获。
又从五经诸儒问与《尚书》相出入者，牵引以次章句，具文饰说。
胜非之曰：建所谓章句小儒，破碎大道。
建亦非胜为学疏略，难以应敌。”
专以应敌为务，真所谓徇外为人。
此种风气既开，遂至专求闻见之博，不顾义理之安，甚且不知有事理。
如郑玄，遍注群经，在汉朝，号称最博学的人，而其说经，支离灭裂，于理决不可通，以及自相矛盾之处，就不知凡几。
此等风气既盛，治经者遂多变为无脑筋之徒。
虽有耳目心思，都用诸琐屑无关大体之处。
而于此种学问，所研究的，究属宇宙间何种现象？研究之究有何益？以及究应如何研究？一概无所闻见。
学术走入此路，自然只成为有闲阶级，消耗日力精力之资，等于消闲遣兴，于国家民族的前途，了无关系了。
此等风气，起于西汉中叶，至东汉而大盛，直至南北朝、隋唐而未改。
汉代所谓章句，南北朝时所谓义疏，都系如此。
读《后汉书》及《南北史》《儒林传》，最可见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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