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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学士在执行职务期间，既已接受道德伦理的熏陶，而有条件精研各种档案，则为增进技术能力的捷径。
在1578年被任为大学士之前，申时行参与修撰嘉靖和隆庆两朝实录和《大明会典》。
这种编撰工作，必须要把历年所有因革的文件逐月逐日地排比整理并加检讨，正是训练培养内阁大学士的最好方法。
现在的辅申时行，被同僚一致誉为“老成”
。
这种概念与实际年龄无关。
他52岁，比次辅许国小8岁，也比三辅王锡爵小一岁。
他的老成来自长期处理各种人事经验；这种经验，使他深知我们这个帝国有一个特点：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
这一帝国既无崇尚武功的趋向，也没有改造社会、提高生活程度的宏愿，它的宗旨，只是在于使大批人民不为饥荒所窘迫，即在“四书”
所谓“黎民不饥不寒”
的低标准下以维持长治久安。
这种宗旨如何推行？直接与农民合作是不可能的，他们是被统治者，不读书，不明理，缺乏共同的语言。
和各地绅士合作，也不会收到很大的效果，因为他们的分布地区过广，局部利害不同，即使用文字为联系的工具，其接触也极为有限。
剩下唯一可行的就是与全体文官的合作，如果没有取得他们的同意，办任何事情都将此路不通。
例如就在这1587年，山东省的三千农民，由于饥荒铤而走险，丛聚为盗；各地白莲教的信徒也大有增加。
局势令人惊骇。
但仅是惊骇于事无补，解决问题的关键仍在于全体文官的互相合作，互相信赖，以致于精诚团结，众志成城。
如果不是这样，则全国11多个县，其中万别千差，又何能由朝廷训令，使得11多个县令个个做事符合机宜？所以说来说去，施政的要诀，仍不外以抽象的方针为主，以道德为一切事业的根基。
朝廷最大的任务是促进文官之间的互相信赖与和谐。
此亦即鼓舞士气，挥精神上的力量。
在辅申时行看来，纵使国步艰难，政府的办事能否收效，仍可以常识判断。
如果各部院寺的文官几个月都见不到皇帝一面，他们就很难维持信心，认为皇帝陛下对各种事情仍能充分掌握。
此念一开，他们即会怀疑他对是非善恶可能已经置之度外。
信念既失，疑窦即生，他们就很难再尽忠竭力。
这也就是“四书”
劈头所述的“诚意”
至此已经不能维持。
这种情况，就是所谓“上下否鬲，中外睽携”
，如果继续下去，铤而走险的农民决不会止于三千，白莲教徒也一定会越来越多了。
要影响全体文官，申时行必须先提供自己的诚意。
他宁可被目为大和事佬，甚至被批评为牺牲原则的政客，但他坚持他调济折衷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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