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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为数两千的京官，是否都能具备上述的品德，因而形成一个巩固的集团呢？如果事情真是这样，则他们身为文官中的优秀分子，自应感化其他文官，而后者也就应该具有移风易俗的能力，使全国11多个县的民风杜绝刁顽而日臻淳厚；本朝刑法中所有骇人听闻的处罚如凌迟处死，也应当早已废止了。
如果事情真是这样，这么多身穿獬豸服饰的文官监视其他百官也就毫无必要，皇帝也无须乎赫然震怒，廷杖百官了。
可见理想与事实，常常不能相符。
否则申时行在执行职务时一定会大感轻松，而以下所叙的事情也不至生了。
辅申时行虽然提倡诚意，他对理想与事实的脱节，却有一番深切的认识。
他把人们口头上公认的理想称为“阳”
，而把人们不能告人的私欲称为“阴”
。
调和阴阳是一件复杂的工作．所以他公开表示，他所期望的不外是“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
。
达到这个低标准，已经需要一番奋斗，如果把目标定得更高，那就不是实事求是了。
要消除文官中不愿公开的私欲是不可能的。
因为整个社会都认为做官是一种财的机会，不少的小说和笔记都写到，一个人得中进士，立即有人前来出谋划策，如何买田放债，如何影响诉讼，如何利用权势作额外收入的资本。
北京的一些放债人，经常借钱给穷困的京官，一俟后者派任地方官，这些债主就随同任所，除了取回借款之外，还可以本外加利，利又成本。
地方官综揽民政与财政，致富的机会至多。
至于官员本身，向这种社会风气投降的程度则各有不同。
大多数人觉得在似合法又似非法之间取得一部分额外收入，补助官俸的不足，以保持他们士大夫阶级的生活水准，与情操无损。
另有相当数量的官员，则声名狼藉，其搜刮自肥的劣迹令人愤慨。
再有一部分极端人物，则属清高自负，一介不苟取于人，这绝对的道德观念，可以由古怪的南京都御史海瑞作为代表。
这三者的差别，也就是文官之间不能和谐的一大原因。
中枢的管理又被官僚习气所掣肘，这是中央集权限难避免的结果。
中央对很多边远县份的实际情形无法直接获知，只能依赖地方官的报告。
这种文书从地方送达中枢就常常需要一个月。
执笔者铺陈情事，动辄使用自古以来最为华丽的辞藻，可是他们却足不出户，所引用的统计资料也许已经一百年没有修订过。
中枢的大厦坐落在无数含糊暧昧所叠砌的基础之上，于是就必须找出自己的行政管理办法。
这种办法，即以“责任”
二字为交代。
一个地区生了问题，府县官自然责无旁贷。
例如三千亡命之徒，丛聚为盗，当地地方官必受检举。
他可以被指责为因循贻误，缺乏胆识，以致事态不可收拾；有时被检举的罪名，也可以完全相反，而被论为浮躁轻率，以致迫使亡命之徒铤而走险。
这样，凡是生事故，中枢之是否能作深入的调查研究已无关宏旨，上级总可以归罪于下级地方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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