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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果然得中第四十一名，事后当然非常感激唐伯虎。
三年后，唐伯虎参加弘治十一年戊午岁的乡试，并且高中解元，徐经对伯虎更加佩服得五体投地。
他们都取得了参加弘治十二年礼部会试的资格。
因此，这年春天赴京会试，徐经热情地邀请伯虎同舟而行，一路上更是整治菜肴，殷勤相待。
到了北京后，徐、唐两人又一同找客栈住下，来往更是密切。
当然，伯虎文誉正盛，京师吏绅与各省举子争相拜访筵请，车马常常使客栈所在的街巷都拥挤堵塞了。
徐经特别恭维伯虎，为了给伯虎“摆谱”
，特地要自己随身所带的几个小僮跟随伯虎外出，前后服侍。
临近考试时，徐经仗着有钱，故技重施，收买了会试总裁程敏政的家人，弄到了试题。
他又请唐伯虎代他起草。
唐伯虎当然也知道这些题目来路不明，但一则试前做模拟卷子是常见的准备功课，举子们大都根据前辈的揣测命题演习撰写，以期幸中；二则认为自己才高，取会元易如反掌，为人代草试卷不过是小菜一碟；三则好友之托，不好意思推辞，所以就替徐经做了。
会试进场，试题出来，果然是徐经所出示请代做的题目，伯虎又好笑又好气，只是觉得钱能通神信矣，科场之弊大矣，如此而已。
试后，胸无城府、不谙世故的伯虎在与都穆聊天时，就将此事作为怪事笑谈告诉了都穆。
都穆字元敬，是吴县人。
他是一个著名的苦学之士，兼之为人聪明，早年与祝枝山一起提倡古文，弘治十二年中进士，后来官做到太仆少卿。
据说每到雨猛风急的深夜，谁家如果灯烛熄灭了，又有急事，到处寻讨不到火种，这时别人一定会提醒：“南濠都少卿家有碗读书灯！”
去叩门讨火，都穆果然还在读书，可见他一生勤奋治学，到老不疲。
平心而论，都穆并不是一个坏人。
然而，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伯虎泄露的捉刀秘密，都穆深深地记在心上，并且萌发了一个陷构伯虎的恶念。
恶念产生的思想基础当然是嫉妒心。
原来都穆长伯虎十一岁，当他与祝枝山一起倡导古文辞时，伯虎还只是个十来岁的毛头小伙子。
就学古文辞而言，他对于伯虎是介于师友之间的。
后来，伯虎脱颖而出，名气日盛，去年又一举摘下江南解元桂冠。
作为好友的都穆是个热衷于功名的人，心绪又怎么能够平静呢？他隐约地感觉到，唐伯虎所泄露的事情足足可以断送唐的功名，使自己竞争功名的路上少一个强劲的对手。
对于考试完毕的举子来说，等待放榜的日子是空闲的。
他们或觅亲访友，或结伴冶游，或干谒有司，为日后的仕途搞好关系。
有一天，都穆拜访马侍郎，给事中华昶也在，马侍郎就留两人小饮。
这时，恰好礼部一位官员来造访马，马侍郎迎他到客厅谈话，两人谈到会试这一热门话题，那位官员说：“江南才子唐寅又将得到第一名了！”
这些话都被隔壁饮酒的都穆听在耳里。
不一会儿，那位官员告辞而去，马侍郎进内房与都、华继续饮酒，谈起唐伯虎将中会元之事，显得很为朝廷得人而高兴，这就无异于给都穆心中的嫉妒之火倒上了一杯油，呼啦啦的火焰忽地腾起，烧掉了友谊，也烧扭了正直的人格。
于是，都穆便有意将徐经买到了考题、唐寅代为捉刀之事透露给马侍郎和给事中华昶。
敏感的时间、敏感的事件，又遭遇敏感的人物，这样，消息不胫而走，两三天内全城皆知了。
明代的给事中即给谏，掌抄发章疏、稽察违误，弹劾科场舞弊正是分内事，华昶当然就上奏皇帝。
孝宗览章大怒，马上命令程敏政停止阅卷，除去会试总裁职务，又令锦衣卫把徐经、唐寅等抓来。
为防止舞弊，那一年凡程敏政录取的前几名进士都予以除名，将后面的依次递补上来。
锦衣卫即锦衣亲军都指挥司，是明朝黑暗特务政治的特产，它原为护卫皇宫的亲军，后为加强专制统治，特令兼管刑狱，赋予巡察缉捕权力。
它直接取旨，专司侦查缉捕要犯，权力常常僭越，用刑尤为残酷，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有所谓全刑，即让犯人备受械、镣、棍、拶、夹棍五种酷刑，还有枷、断脊、堕指、刺心，甚至煮沥青剥人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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