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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如此说，是针对晚清时局有的放矢，而且特别点明后世所谓夷狄，着眼点在于地域与种族，《春秋》所谓夷狄，着眼点在于政俗与行事。
其含义是：若不变法改良，我们这些汉人就沦为夷狄了，而那些种族意义上的域外之夷狄因其文化与政治的先进性已经超越我们而升格为华夏了。
梁启超的经学直承康有为，远绍董仲舒、何休，而这样一种普世主义的春秋大义，或起源于“一种对于‘万世法’蜕变为‘地方性知识’的忧虑”
，毕竟经学（尤其是今文经学，更尤其是今文经学中的《春秋》之学）本来就是政治哲学，并不是纯粹的学术，而是要讲究通经致用，是要为时政服务的。
以公羊学论，“地主阶级运用公羊学以自救的方式有二：一是世族地主阶级为了巩固原有的阶级地位而强调公羊学中的专制主义；一是新兴地主阶级为了争取新的统治秩序而运用公羊学中的改制思想”
，是本于用世的。
“陶冶有无天事业，权衡治乱帝功夫”
，讲到实用性，实用型的政治哲学的一般特点是：从长程来看总是要因时而变，而在一时一地又自然要归于一统才便于应用。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不要说经学家们的分歧，单是经典本身就互相冲突、莫衷一是，这就提出了一个统一经义标准的要求。
“如何统一”
这个问题也可以被表述为：对不同的学说应该如何处理？最易被援引的论据就要算孔子诛少正卯一事了。
桓谭《新论》讲孔子和少正卯同在鲁国，各自教学，少正卯的魅力不下孔子，使孔门弟子“三盈三虚”
，只有一个颜渊始终不曾离开过孔子。
孔子诛少正卯一事最早见于《荀子·宥坐》，其真实性大有可疑，其寓意却影响深远。
俞樾引《易传》“阴疑于阳必战”
来解释其中道理，说阴和阳如果势均力敌，必然会发生斗争。
少正卯对于孔子来说正是“阴疑于阳”
，其结果自然是“必战”
，这就是《周易·坤卦》上六爻所表现的“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
既然是这种你死我活的局面，那么孔子若不杀少正卯就无法治理鲁国，杀少正卯的人也一定就是孔子。
但这也自然带来了一个问题：以往的理论发展、学术辩难自此以后就变得既没必要，也不应该了。
于是，今文学家也没什么微言大义了，古文学家本来就偏于纯学术，这一来就更加学术化了。
经学依然火热，只是自然而然地政治味道渐淡、学术味道渐浓，以至于连篇累牍的章句训诂之学大大抬头了。
以学术眼光来看，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在一些有识之士看来，把政治降格为学术，实在是不可容忍的。
其时经学的另一大潮流是神秘主义的谶纬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得说是官学一统的结果。
儒家所传授的典籍本来是先代的“王官之学”
，不同于《论语》《孟子》《墨子》《庄子》这些私家著述，两者之区别属于“王官学”
和“百家言”
的区别，《论》《孟》升格为经是后来的事。
《汉书》载窦太后好《老子》，以此召问儒生辕固，辕固回答说“此家人言矣”
，结果惹得太后大怒，把辕固关进了野猪圈。
这个“家人言”
就是说《老子》属于“百家言”
，是私家著述，比不上儒家传承的先代王官之学。
后来汉武帝独尊儒术（实为独尊先代王官学），确定汉家的官学典籍，那些在官学典籍之外的著述（尤其是新著）就更难受到人们的重视了。
这个问题的影响力一直波及清代，经学与子学判若云泥。
看先秦诸子，老、庄、杨、墨……凡有想法的人都可以立一家之言，但从汉代独尊儒术之后，历代的顶尖思想家的立言之举几乎都要附着在儒家那寥寥几部经典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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