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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周、秦两个朝代之间，正是尊卑等级制度的流弊发展到最严重的时候，补弊之法该用夏朝的忠厚质朴之政，但秦朝反而大搞严刑峻法，违背了这一历史规律，所以秦朝很快就灭亡掉了。
汉朝兴起，代秦而立，面对上代王朝的政治流弊，相应地采取应变措施，果然就搞好了，汉朝这是得了“天统”
啊！
殷质与周文，《论语·雍也》讲过文、质互补之道，即“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依宋翔凤《论语说义》的概括，质之流弊是贵贱无等，文之流弊是以下僭上。
这套理论可以说是司马迁的历史哲学，也可以说是他的历史局限性，其实用效果是可为后世的政治改革张本。
由此而反观前述张政烺对《史记》当中十二本纪和十二诸侯年表的分析，更觉得有道理了。
朱熹讲义理，司马迁也讲义理，历史循环论如果往前追溯，孟子就说过“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当时或有一部以“五百”
为题的著作，是以“五”
为纪的循环论之始。
而今“三统”
循环，虽然和孟子的话一样毫无实证依据，理论的复杂性却大大提高了一步，殷质与周文的轮回，这在汉人眼中正是所谓“天人合一”
之道。
纬书之一的《春秋元命苞》有“王者一质一文，据天地之道，天质而地文”
，还有“正朔三而改，文质再而复”
，所以汉朝是重得天统，以补周文之弊。
这是当时最先进的历史哲学。
至于忠、敬、文这三者当真能否循环，后来又有过不少争议，但无论如何，物极必反的道理总是存在的。
关于“三统”
，进入现代视野来看，顾颉刚曾经做过一个朴素而通俗的解释：“不知何时，起了一种与五德说大同小异的论调，唤作‘三统说’。
他们说：历代的帝王是分配在这三个统里的，这三个统各有其制度。
他们说：夏是黑统，商是白统，周是赤统；周以后又轮到黑统了。
他们说：孔子看到周道既衰，要想成立一个新统，不幸他有其德而无其位，仅能成为一个‘素王’（素是空的意思），所以他只得托王于鲁，作《春秋》以垂其空文，这《春秋》所表现的就是黑统的制度。
《春秋》虽是一部书，却抵得一个统，故周以后的王者能用《春秋》之法的就是黑统之君了。
记载这个学说的，以董仲舒的书为最详。”
顾说只是言之大略，关于“三统”
的说法还有很多，究其原始，这“三统”
还并非夏、商、周三代，而是商、周、春秋。
公羊家说孔子修《春秋》“黜周王鲁”
，所以，虽然我们现在视春秋史为东周史的一部分，但在他们眼里，从鲁隐公元年开始，天命便从周王室那里转移到鲁隐公身上了。
而且，要依着“三统”
理论，“春王正月”
的正朔问题倒好解释了，只要排排《春秋》在“三统”
当中算哪一统，就用哪一统的正朔好了。
这些说法以现代人的眼光看来似乎不值一驳，但细考《春秋》，却可以发现一点儿不知道算不算线索的线索：在全书二百四十二年中，只记载鲁国国君的即位，而别说其他诸侯，就连周天子的即位都未曾记过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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