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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休解释说：依照礼法，如果嫡夫人（正妻）无子，就立右媵之子；如果右媵也无子，就立左媵之子；如果左媵也无子，那就立嫡侄娣之子……
何休如此细腻其说，因为他还顾虑到了这样一种情况，即如果选立庶子也要按年龄来排序的话，那么，假若两位姨太太在同一时间生了儿子，这该算谁长谁幼？所以，避免这种纠葛的最好措施就是：庶子之间不比年岁，只比各自母亲的身份地位，这就能一清二楚了。
这般考虑，不可谓不周密。
吕思勉曾在此感叹过：“立君之法，莫严于《公羊》。”
但是，在我们看来，何休的顾虑似乎纯属多虑，因为就连双胞胎的出生还有一先一后，更何况是两位母亲分别生育？但是，那个年代里，何休的顾虑绝对必要。
吕思勉曾专论“古人不重生日”
，先引《礼记·内则》中古人生孩子、记生日的复杂手续，再引《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的一段故事，说昭公的两个姨太太快临盆了，一起住进产房，姨太太甲动作快，生了个儿子，要去汇报，可姨太太乙拦着她说：“咱们是一起来的，等我生了之后咱们一起去汇报吧。”
三天之后，姨太太乙也生了儿子，可她没守约定，自顾自地去汇报了，结果弟弟成了哥哥，哥哥却成了弟弟。
这样看来，在这种大家族里，新生儿是根据汇报的先后次序来确定长幼的，而且也并不在意孩子到底是在哪天生的。
更加耸人听闻的例子是：据《史记·孟尝君列传》，孟尝君都长到很大年纪了，他父亲才知道自己还有这么一个儿子。
那么，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还真就显出“立適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
的先进性了。
但是，这种继承法似乎仍然有着很不合理的一面：试想一下，如果庶子中的某一位明显具有唐宗宋祖之贤能，而嫡长子却只如徽钦二帝一般窝囊，大家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徽钦二帝”
上台接班，“唐宗宋祖”
却注定与最高权力无缘，难道能说这样的继承制度就是一项好的制度吗？
这当然不是一个好的制度，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这恐怕要算是一项“最不坏”
的制度了。
它看似很不合理，而在当时却有相当大的合理性。
何休解释这一制度的用意，说：“皆所以防爱争。”
《吕氏春秋·审分览·慎势》引用慎子一个巧妙的比喻来阐释过这个问题：一只野兔在前边跑，后边有一百人在追，都想把兔子逮到。
野兔无主，谁逮到就算谁的。
这种情况之下，就算是尧圣人也会穷追猛跑，更何况一般人？但是，很奇怪，市场上兔子有得是，可路过的人很多却连看都不看一眼，难道他们不想弄一只兔子吗？不是的，因为市场上的兔子都是有主的，就算想要，难道还硬抢不成？古代帝王的继承法也是同样的道理，立天子不使诸侯猜疑，立诸侯不使大夫猜疑，立嫡子不使庶子猜疑。
猜疑会产生争斗，争斗会引起混乱（疑生争，争生乱）。
所以，诸侯失位则天下乱，大夫没了等级差别则朝廷乱，妻妾尊卑不分则家里乱，嫡子和庶子不加区别则宗族乱。
所以，无论治理天下还是治理邦国，首要之务莫过于确定名分。
这一论述很容易让人想起孔子的名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和“必也正名乎”
，尽管后者所谓的“正名”
有可能是改正错别字的意思。
无论如何，正名工作在当时确实是意义重大的，说到底，名分是个硬指标，谁都没法否认，而贤能与否却缺少人人认可的统一标准。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封建制度近乎于贵族民主专制，其“民主”
以及强大的制度和习俗的惯性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最高领袖的权力，所以并不会像专制时代的极端情况那样，千百万人的命运几乎全要寄托在皇帝一人身上，生活如同无可奈何之下的赌博一般。
因此，领袖的贤与不贤并不会对宗族与社会造成天翻地覆式的影响。
另一方面，嫡长子继承制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社会较为稳定，比如经常处于战争状态的秦人便不采取这一制度。
说到这里，旧问题解决，却产生了一个新问题：既然名分如此清清楚楚地摆在大家眼前，隐公和桓公的继承权合法性问题又该怎么解释？如果这两人当中有一个是嫡长子，自然顺理成章地即位了事；就算两人都是庶子，在鲁惠公的正妻没有儿子的前提下，比较一下两人母亲的身份尊卑，这应该是一目了然的。
而《公羊传》既然提出“桓公虽然年纪小，但身份高贵；隐公虽然年长，但身份卑微”
，那自然该是桓公即位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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