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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样，当社会变大到其社会结构足以发生质变之后，以往的黄金时代也只能成为足供珍视的回忆而无法变为可供实践的蓝图。
当然，对新的秩序感受不适，甚至痛心疾首总是难免的，在剧变的转型期尤其如此，于是，人们对古老的黄金时代的呼唤也就越发强烈。
从这个角度看，孔、孟乃至通行本《老子》，都是这一呼唤行列中的强音。
这样的呼喊，或许痛楚在所难免，毕竟，“人们为了使扩展秩序得到发展，必须限制某些‘善良的’本能，这就是后来又变成冲突来源的结论。
例如，卢梭是站在‘天性’一边的，虽然他的同代人休谟明确说过：‘如此高贵的情感（如乐善好施），就像与此几乎完全相反的事情即非常狭隘的私心一样，并没有让人们适应大社会。
’”
历史的脉络清晰展示，春秋诸侯政治和社会结构源于氏族传统，质变性的“社会变大”
问题在发展过程中绝不仅仅出现过一次。
贵族社会与氏族传统的冲突，很快又被侯国扩张与贵族传统的冲突所取代，“修齐治平”
在其后两千年的专制时代只能成为一句空话——从“齐家”
再也难推出“治国”
了，遑论“平天下”
。
费正清和赖肖尔曾在“社会变大”
之外还加上了“技术进步，财富增加，商业得到发展，政治机构扩大”
诸般原因，以昭示周代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的社会矛盾。
其实后儒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矛盾如何调和，做得最成功的应该算是宋代张载。
张在他著名的《西铭》里提出“民胞物与”
的观点，把人类社会解说成天父地母、乾坤一家。
这样一来，帝王就顺理成章地变成父母之宗子，大臣也一样顺理成章地变成宗子之家相——周代的宗法结构由此再现，天下被整合为一个想象的宗法共同体，从此又开儒学“理一分殊”
的一番崭新境界。
张载此论，看似墨家之兼爱，实则貌合而神异，在当时即影响极大。
其反对者林栗说“近世士人尊横渠《西铭》过于六经”
，这表明张载巧妙地弥合了经学与时政之间的一个根本性的矛盾，因此而大得士人的欢心，传统的“修齐治平”
获得了新的社会格局的支持，本属于先秦社会的亲亲与尊尊的社会秩序也因此而获得了新的落脚点，毫无皇族血缘的士大夫阶层也由此而重续了血统，和皇族攀上了亲戚，变成了孟子所谓的“贵戚之卿”
，自然也承担起“贵戚之卿”
而非“异姓之卿”
所当承担的责任，士大夫与皇帝“同治天下”
便自然具备了扎实的理论基础，这便是宋代知识分子对时政之担当精神的一个出处。
虽然归根到底，想象的宗法共同体毕竟也只存在于想象之中而已，但在大家都把它当真之后，它也确实发挥了相当实际的作用。
这样一种旧瓶装新酒式的概念改造，很像先秦文化中“华夷之辨”
的观念变迁——虽然极端的排外主义者无时不有，但总体来说，在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华夷之别的判断标准，从原先的血缘认知变成了文化认知，开放性更强了；张载的宗子与宗臣之论，也使宗法关系由旧有的血缘政治结构变作了哲学本体论，观念上的宗法想象变成了维系社会秩序的一条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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